潘毅：我不想美化过去，过去有很多不足，推行过程中也出了很多问题，但那些正正是“民主实践”的问题。

深圳佳士科技公司工运及声援运动，自今年5月开始酝酿，但到8月24日，行动遭警方清场，公安在北京、惠州共抓捕50人。当晚，内地官方媒体「新华社」及（隶属广东省委的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旗下的《南方都市报》，分别发布「维权事件的背后」及「维权事件调查」两篇报道，为事件定性，称佳士工人的维权行动是「寻衅滋事」，并受「境外势力」煽动和组织。

长期研究中国劳工状况的香港学者、社会学家潘毅一直关注事件，她曾发起「全球学者」公开信、征集学界联署支持。与端传媒记者谈到这次工运，潘毅特别强调，工人诉求合理、抗争「主体性」突出、「新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已然释放出「成熟」的信号。她呼吁官方转变思维，正视工人主体意识的增强，解决劳资问题中的长期矛盾。

潘毅对声援工人的「左翼青年」持赞赏态度，感慨他们勇气过人。她希望大众能理解运动的抗争形式，并试图厘清运动中各种力量、思潮的结合。在访谈中，潘毅总是强调「工人」才是主角，对于外界广泛关心的、运动中出现毛泽东像、毛派语言等现象，她不十分在乎：「学生用的语言确实比较旧，像『人民民主专政』，但他们是指资产阶级对『我们』专政，『我们』要反这个专政⋯⋯我觉得不需要太纠结于这些词汇问题，根本不是这些问题。这件事，最终还是工人的问题。」

而归根究底，促成潘毅一直以来的学术旨趣、研究热情，让她把自己与劳工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这样一个理念：「社会主义」是去摸索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历史实践，「资本主义」解决不了的问题，要由「社会主义」来解决。

下文为端传媒记者对潘毅专访的文字整理。

端=端传媒，潘=潘毅

最激化矛盾的就是7月27日，拘捕了30个人，包括1个学生。这就激发了在坪山区「社区中心」进行暑假实习的（北大）学生。听到这个消息，就都冲出去了。

端：你经常强调运动开始的一个特征，就是工人要求「自筹建工会」。先来看一個基本的问题，佳士工人遇到了什么事？工厂的基层工会目前是怎样一个存在状况？

潘：「佳士科技」是深交所上市公司。它的老板潘磊是深圳人大代表。据我的了解，这家厂一直都没有工会。以我的调查研究经验来看，一般大的企业，比较正规的企业，其实基本上都已经有工会了。就连「富士康」都有工会。

端：富土康是厂方背景的工会。

潘：对，但佳士连厂方背景的工会都没有……根据工人自己写出来、讲出来的（工运）原因呢，其实也是和我研究过的工厂相吻合的：加班加得太厉害，加班工资的计算不清不楚……这家厂还更加严重一些，它有「18禁」，全面规范了工人的行为，连怎么上厕所都规定了。

在90年代中期的工厂，这类「18禁」是比较普遍的，但到了现在基本上是见不到的这样的东西。「18禁」也是工人早期吵得最厉害的地方，因为违反每一条规定厂方都要罚款，每罚款都是一两百元（人民币）。其实这种罚款的行为，真的是90年代中后期才会出现的，2000年之后基本上很多厂都取消了。

另一个让工人不满的是，星期六、日本来会有一天放假，工厂却叫工人去徒步，好建设「公司精神」。那工人就会觉得很辛苦，怎么休息日都不让休息、不让洗衣服？所以（矛盾）是一连串的问题累积起来的。

端：「独立工会」和「自筹建工会」怎么区分？

潘：「自等建工会」是要求在《工会法》之下建立工会，是在《工会法》的指导之下的。我想再澄清一下，佳士工友及支持他们的学生、及其他工友，从来没有要求过组建「独立工会」。5月的时候工人向坪山区总工会反映公司违反劳动法律法规（注：依中国大陆《工会法》规定，坪山区总工会为佳士公司的上级工会），他们是去了坪山区总工会之后，区总工会同意他们回厂筹建工会，因此工友准备争取一个工人的组织。

其时去找总工会申清的时候还只有几个工人，按照程序，在得到区总工会的批准之后.他就回厂筹备、成立了筹备小组。到这个时候，他们的程序也才走了一半。继续走下去，筹备小组是需要在工厂里进行一个选举的，选举之后才能正式成立工会。可是还没走到这一步，佳士工友就被打压下去了。

工厂想撇开这帮带头工人，就开始调走像到刘鹏华、米久平、余浚聪这些积极分子。调到其他岗位，还有不让加班，再后来还开除工人。

你知道，工作满8小时，工人拿的是深圳的最低工资，两千多元，要靠不断加班才能拿到三四千，那你不给他加班，就是逼他没有办法生存。工人就去投诉，工厂的态度就变得恶劣，出动保安去打人，工人就去报警。但工厂也去报警，报了好几次，警察也觉得烦了，就捉人。

最激化矛盾的就是7月27日，拘捕了30个人，包括1个学生。这就激发了在坪山区「社区中心」进行暑假实习的（北大）学生。正好是暑假期间，学生行动比较自由，听到这个消息，就都冲出去了。

端：新华社的报道里提到一个「佳士工会」，说8月1日组建了工会筹备组，8月20号就了开了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这是怎么回事？

潘：这就是厂方工会。为了在事情出来之后，很快告诉别人我（工厂）是有做事的。但为什么这间工厂成立十多年，现在才有这个工会，而且是在事情闹大之后，这么多工人被捕、学生出来支援的情况下，才突然出来宣布说成立了一个工会？

端：厂方工会成立之后，工人最初的诉求，有全部或者部分地实现吗？

潘：其实我们现在是不清楚的，我们在「盒子」之外，（除了官媒记者）还没有人能去对这间工厂进行全面调查。其实我也是很呼吁有关方面去做调查的，看看佳士的「十八禁」改了吗？有没有增加工资福利？

端：全厂工人959人，有89人回应了建立工会的倡议，这个人数只占全厂的不足10%，能有代表性吗？

潘：这是两个概念。89个人，是筹建小组回工厂之后做了摸底调研，得到89个人的签名支持，而在筹备工会的条例中，并没有写要多少比例人数同意才算是足够（进行接下来的筹备工作）的。

另外，起初这89个回应的人，与最终参与选举的人是两码事。选举是全厂工人都要参与的，这个比例就不止10%了。至于要多少比例才能成立工会，这个比例是指「工会会员大会」，还是「工会代表大会」，其实《工会法》也是没有规定的。你们看看《工会法》第二章有关「工会组织」的规定就知道了。

端：这本来是一个工人行动，学生是怎么参与进来的？工人与学生各自是怎样一个角色？

潘：一开始是工人要求解决工厂里的劳动问题、要求成立工会，也与附近工人有串联，得到他们的支援，不是佳士工人自己在处理。

学生参与是在网上看到工人被打之后有的反应。因为他们在这个地区实习，所以对当地情况能够迅速了解。他们也知道当地工会没什么作为，从他们的立场来说，也不满工人要成立工会却被打。所以学生就冲出来了，冲出来之后又被捕，这就激发了更多人要冲出来。

整个(中国的)经济正在下滑，现在又是中美贸易战。在前线的工人首当其冲，最先感受到压力，所以矛盾是很容易被激发出来的。

端：以这次事件为例，在政府的应对方面，习时期与胡温时期相比，有没有什么变化？

潘：我觉得没有，每逢发生问题，政府都是在说「境外势力」「美国资金」，然后与媒体打配合。可是受西方影响的是自由主义思想啊，（自由主义）被政府堆砌为与海外有关，可能也比较难「脱身」；而这次工运的好处就是，这群工人、学生真的没可能舆「境外势力」扯上关系，工人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学生真的是马克思思想来的。

以我的理解，区工会也好，地方政府或者警察也好，应该先处理厂内的违规行为，然后按程序成立工会，而不是这样激化矛盾。政府的应对方式没什么变化，但我觉得更加无效了。思维模式真的很需要改变，这样的打压是没有办法处理核心问题的。

端：工人维权并不少，为什么这一次能引发那么大的反应？与工人的生存状况有关系吗？

潘：这个确实需要一些深入的社会分析。我认为事件能有这样的升级，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条是历史的线，一条是当代的线。

当代呢，就是在这40年的改革开放之下，尤其是在深圳、珠三角地区，劳资问题累积了40年之后，其实也是去到一个临界点。以前这些矛盾可以被遮掩或者被处理，是因为经济还在高速发展，虽然大家做得很辛苦，但工资每年都有些增长。然而根据我的研究，过去3、4年，深圳的（工人）工资基本停止增长了。（编按：参见潘毅2016年著作《Migrant Labor in China》，2016）另外今年对工友还有一个压力，就是租屋问题。在深圳，万科这样的大地产在城中村做升级改造，租金升了好几倍。对中产来说，这个压力可能可以承受，但对于城中村里的租户来说，租金从三年前300元，到去年600元，到今年引入大的房地产资本，升到1200元，一个月只有3、4千工资的工友较难承受。

这也不是工厂有意苛待他，而是整个（中国的）经济正在下滑，现在又是中美贸易战，出口碰到瓶颈，所以经济是进入到一个停滞期了。在前线的工人首当其冲，最先感受到压力，所以矛盾是很容易被激发出来的。工资又不升，租金也贵了，工厂还对人有那么多无理要求，还要罚钱，矛盾的爆发就可能发生在这些细节点。

再就是整个广东省的工人，打工史已经有30多年了，我常常强调，「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了，无论是人数、工人结构还是「主体性」，都形成了，会有比较强烈的工人意识——「我」作为一个工人，有一定的专业、追求、诉求，诉求也是合理的；以往厂方习惯欺负「我」，但现在「我」敢say NO。这是一个历史进程。在我研究的这些年，90年代前期、中期工人工作十几个小时，7天没有休息，当时他们的行勤是少一点的。他们的不满，只能通过「尖叫」（编按：参见潘毅1999年论文）这种身体的痛楚去宣泄。到了2000年，（工人）已经开始有行动。到了2010年，又是另外一个点，就是富士康工人大批自杀，以及本田工人的罢工，都是「极端」行为来的，都是对现实的反抗。

从2010年到现在，过了8年了，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8年中，劳动补偿情况改善了多少？结果是我没看到多少。

最简单的数字就是，每年都会出一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出的，里面都会写社保率是多少、劳动合同率是多少，但2017年的这份没有写。这五六年，这个数字（劳动合同率）都是30多个百分比。你想，第一个《劳动合同法》是1995年出台的，当时企业都当它透明，大部分是不执行的，08年政府出台新法，要求工厂请人一个月之后就要签署劳动合同了。工人没有一纸合同的活，就什么都做不到，想追社保也追不到。（劳动合同）是工人最基本最基本的保障。但去到2018年，最新的数据（编按：翻查文件，为上文所注2016年数据）仍然只有30多个百分比，每年都只增加一点点，这是完全不合理的。上了合同才能上社保，只有百分之30多的劳动合同率，其中能上社保的就更少，只能有10多个百分比，不超过20%，所以这个劳动条件是没有改善的。

工人会对这种现实产生经验，经验又会累积到第二代，现在工人第三代都快出来了。这种经验累积以及对劳动过程的熟悉，都能让他们累积出自己的力量。这是他们的基本诉求，渐渐的他也就知道怎样「出招」才能「逼迫」厂方让步。一个成熟的工人阶级，是能掌握到劳动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从而转变为自己的工人力量，在一定情况下就会去争取。工会就是其中最合理的一步。

端：你把这种工人力量的累积和转变称为工人的「主体性」。「主体性」怎么来的，你用哪些「标准」衡量「主体性」？

潘：我自己的理解是.「主体性」的出现是和结构性因素有关的。2004及2005年，中国的劳动力进入短缺（shortage）状态——没有「年轻工人」。在90年代中期.「年轻工人」指的是16岁一25岁；到了2000年，变成16岁一30岁。有些人问为什么要这么「年轻」的工人呢？40岁不是也能工作吗？问的人是不了解工厂工作的强度。工人通常1个月上白班，1个月上晚班，做再轻的工作也对身体有损耗，休息也很差，精神状态会不好，造成工伤频密。像三星那样的厂，4天就会轮班，更难捱，所以需要「年轻」人。这种人力缺失在制造业比较严重。

女工早期还留在工厂，后来服务业发达了，商店、餐厅、酒楼都需要她们，所以女工被进一步分流到服务业，（劳动力）就更加短缺了。这个情况是会产生一种力量给工人的，感觉自己很「矜贵」、很「缺乏」，这是由「市场需求」导致的「结构性力量」的累积。

第二个我会说「主体性」的经验，是每十年下来累积的抗争的经验，这些经验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每年春节返乡人们之间的交流，他互相之间会对比（打工情况），也会分享「抗争」经验。所以现在不知道「劳动合同」「社保」、不知道怎么计算最低工资、怎么加班的工友比较少了，劳动知识的增长也帮助了「主体性」的建立。

我觉得现在的工人的压力，在城市里生活，不是仅仅在工厂里有压力。要知道，还会有小孩子读书的问题，住房问题，医疗问题，除了经湾层面的诉求外，陆陆续续他们已经知道去追求社会层面的诉求，进一步的就是政治诉求，要求有自己的合法组织。我认为整体中国工人，「新工人阶级」的形成及成熟，可以大致看经济、社会、政治这三个面向。这也是一直积累下来、一直进步的。

「主体性」行动的判断标准，比如，「防卫性」的行动升级到「进取性」的行动。防卫性的行动，举个例子，工友的手指（被机器）截断了四支，就要求赔偿；进取性的，就比如主动要求成立工会（维护权益）。又比如假如工人工资还不到最低水平，通过法律途径要求厂方达到最低水准，这也是防卫性的；而进取性的行动，是觉得三千多元的工资也不够生活，工人主动要求厂方涨薪。

端：那佳士工人呢？他的「主体性」成熟了么？

潘：我觉得（佳士）工人的表现是比较成熟的。「成熟」的表现是，坚持在《工会法》之下成立工会。像《南方都市报》说工人想成立「独立工会」，这是完全没有证据的。他成熟就成熟在，很清楚一定要在《工会法》下成立，并且一定要得到上级，也就是区工会的同意。所以他每一个筹组过程都是拿着工会法的，据我所知是这样，不是只在说要「搞工会」但完全不知道怎么做。

第二个成熟点是他们「不怕」。往常，厂方和警方去打压工人，给他们定「闹事」的罪名，一般情况下，工人就会鸟兽散了；甚至以前的研究看到，工厂会挑拨离间，比如对一个工人说已经让另一个工人做工会主席，并且已经给了十万块，那工人内部就会先乱了。从资方的角度看，就是千方百计要去摁减工人工会的苗头，什么分化手法都有，很多时候就是抹黑工人、打压工人。而这一批（佳士）工人就体现出「不怕」也「不相信」资方抹黑。带头的积极分子也不怕恐吓、被打，被捕，这几件事都体现出他们与以前的工人相比有很大的进步。

不过他也不是第一批这样的工人，过去五六年每年都有会有这样的案例。有的争取到，有的取不到。

我觉得这班（佳士）工人的表现是比较成熟的。「成熟」的表现是，坚持在《工会法》之下成立工会……第二个成熟点是他们「不怕|。

端：为什么北大学生会这么关注坪山？同时也有人说学生包办了工人运动，削弱了工人的主体性。您对此有什么回应？

潘：主要是因为他们下来在坪山区的社区中心实习，这是个工业区，实习是成立了两三年的项目。「学生包办运动」，我觉得这是媒体和外界造成的印象。

学生的目标很清楚，他们每天都在要求「释放工人」「复工」和「要求组建工会」，但后来媒体的兴趣点都转移到了学生身上，我这几天接受采访都会有这种感受：媒体对「工人」没什么兴趣。我对（你提的）这个说法不是很认同，除非学生是在要求「非工人」的议题，像89六四那橡要求民主、要求反腐败、要求一步改革那样，但这班学生都是在要求和「工人」有关的议题，是劳动问题、不公义问题。其实每次记者问他们，他们也是这么回答的。

我也看到后来，学生一呼吁，民间的左派就拿了不少毛选过去，也出现了一种声音就说毛派绑架了运动。我觉得这种也是过度解读。

端：但是人们对举着毛像扛着红旗很敏感。

潘：当然，人们也会因为他们拿著毛泽东的书和照片而感到担忧。但是我也想解释的是，在「网上呼吁」的情况下，其实很多劳工研究的学者、NGO都不敢到现场支援他们，（去支援的）就是一些「下工工人」（下岗工人）和「老干部」，这两种人在中国确实是毛派。

「下工工人」在2000年整个下工潮中经历过很多困顿，尤其是越早下工的人，生活补助越低，他们怀念旧時代，觉得以前（毛時代）好现在（改革开放）不好，所以是毛派；「老干部」就不是为自己，而是看到（今昔）有分别，觉得以前的年代就是在为贫苦大众，觉得如果真的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应该出现目前这样的三座大山（医疗、教育、养老）的。（社会上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些左翼力量。

学生承继了这些历史，但和这些老人家又有不同，他们有更多国际视野，也明白社会主义要是缺乏民主，就不会成功，而「民主」是解决「官僚」、解决整个「工业化」的最主要的动力和方法，学生其实是明白的。外界担心他好像要「复辟专政」，搞得很恐惧，但我得不是这样的。学生用的语言确实比较旧，像「人民民主专政」这种，他们的用法是指资产阶级对「我们」专政，「我们」要反这个专政，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太纠结于这些词汇问题，根本不是这些问题，（事情）还是工人的问题。

端：学生这次这么积极，除了和暑假有关，是否也反应了一些当下思潮上的变化？

潘：我觉得所有社会矛盾比较激烈的地方，都会出现比较左翼的思潮。其实也不止中国，比如法国也有，还有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当时的口号是「1%VS 99%」，是一个非常左翼的口号，直接挑战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平，是阶级问题。只不当时美国的媒体没有兴趣报道。

中国的年轻人对于「市场经济社会」也是有看法的，觉得有问题，比如为什么那么多老人家看不了病、人们生活压力大、年轻人读了好的学校出来前途也没有很光明，社舍的晋升（上流）途径基本都固化了。而进一步的市场化又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教育的分化，那些农村出来的大学生是会反省道些问题的。另外国内的住房及医疗问题也激发了左翼思潮。

我觉得这批学生称得上是中国最有理想的人，他们寻求的是一个社会改革，觉得现在这套社会制度处理不了问题。那他们也有两个参考点，一个是参考历史，中国有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虽然他们没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但通过学习、阅读，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去探索一套跨越「资本主义」的东西。中国付出了这个革命的代价，但为什么失败了、成果都不见了，他们会去反思这个东西。

这几年官方也让学生学习「马克思理论」，但学习马克思有很多种方法，而官方的口号是没有办法满足这批学生的。学生去读原著原著，去看《资本论》、《共产党宣言》，这些经典一经研究，就发现现实离理论很远，所以他们想去实践，相信「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解决当下社会问题的一个可行思路。马克思的理论是真的有行动力、改造力的，不是读完之后就「和谐社会」了，学生们是熟读这些理论的。他们有了这个信仰，又在暑假来到深圳实习，找到了理渝与现实的交汇点。他们可以说是马克思最「中国特色」的结合，结合出了行动力、改造力。

其实他们是挑战的，他们是不怕的，他们和每天喊「反党反政府」却「害怕」的人不同。

端：但他们的抗争形式在观感上是否会显得「国家主义」？

潘：其实他们是挑战的，他们是不怕的，他们和每天喊「反党反政府」却「害怕」的人不同。我觉得行动力要超越口号吧。他们是一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要求的是一个真正的、廉洁的、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在中国行动，你也没可能要求他们喊出那些（反党反政府）口号，也是不可行的。

端：因为像岳听8月19日递信给习近平，可能外面人会觉得有些奇怪，不明白这到底是信仰还是策略。

潘：我觉得两者都有，两者都有。而且你要想，你指责那些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是在国内的抗争，假如是你，写信要怎么写？其实以前要求我们要求《劳合同法》的时候，我们写信给中央，也是这么写的。因为他现在不是在「推墙」，不是西方媒体说的「推墙」，而是要改革劳资问题、改变社会。

端：我们以上所说的「学生」主要属于为工人声援的「声援团」，那除了「声援团」以外，其余的无论是在现场还是网上支持运动的左翼力量还有不同的立场，比如马克思、（新老）毛派、托派等，另外也有自由派。他们对运动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分歧，你怎么看待这些分歧？

潘：我得是正常的，一个改变中的社会，会有不同的社会主体，对实践「社会主义」也有不同的方法，不同方法和理念的人用各自的方式去支援，也是正常的。至于「新毛左」和「老毛左」的差异，我没有很研究，我的理解就是之前说的学生与「下工工人」和「老干部」的分别。前者多一些马克思主义，后者多一些毛派。我只理解到这一步。

我觉得这些标签不是那么重要。记者总是抓着这些问学生，问学生信不信仰「毛思想」。可是你想，信仰「毛思想」的人来支持我（学生），难道我说我不信吗？对吗？而且你想想全中国是哪些人去到现场支持他们？什么人来到现场，学生就和什么力量结合咯。

当然我也不能说他们没有一个人信仰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思想最有力量的地方就是「那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工运）「正当性」最高的地方。不过我也不想（把这种说法）拔得太高，这对学生也未必有好处。他们只是要求「释放工人」而已。

端：有这些分歧在，运动还是否是团结的？运动走向会如何？

潘：我觉得虽然这次官方是以一個「清场」的形式来处理的，虽然短期能把这些声音磨下去，但长期的社会矛盾还是存在的。长期的左翼思潮的「转向」是一个趋势。除非你解决了所有社会问题，否则的话，中国的左翼青年的力量是会比其他国家要强大的。这是我的判断。

主要别的国家没有历史经验，历史遗产比较少，

而中国由于有丰富的革命历史，当代也在不断宣传。

「社会主义」确实是去摸索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理想的人一定会去思考这些问题。所以我的评估是左翼文化、左翼思想、左翼青年，以及行动力，是会一步一步发展出来的。这四五年来左翼青年的人数不断增长，开始关心一些国企工人问题、劳工问题、建筑工人、富士康、尘肺病，每一件事都是累积来的。累积到有一批学生认为这是使命，让他们想要解决一些劳动、劳资问题，甚至去摸索、追求有没有一种制度，可以让每个人都是「参与者」。

包括我自己也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只有你的劳动力和我有关系，至于其他的束西，你住哪里，你有没有饭吃，与我无关；而社会主义制度是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我不想美化过去，过去有很多不足，推行过程中也出了很多问题，但那些正正是「民主实践」的问题。学生在思考的，也是我和你分享的同一个问题。

端：你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为什么？

潘：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信仰者，因为我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底下，有太多的社会不公平的地方，工人的基本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所以我一直在探索一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生活模式。我自己的学术研究也会比较是在探索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或者可以这也说，其实马克思的理论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批判，另一方面，是马克思的理论是在探索社会未来的一种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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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深圳建会工人声援团的成员，亲历了8月24日在北京发生的清场事件。我要把这段同样残暴、同样令人愤怒的回忆公之于众，因为我们的左翼青年顾佳悦、杨少强，还有工人代表唐向伟、尚杨雪都是在这次清场被带走之后，就下落不明。在此之前，我和唐向伟、尚杨雪一同前往了全总和全国妇联反映深圳佳士建会工人被地方黑恶势力打压报复的情况，之后前往其他中央部门反映情况的行动还未实现，他们就被广州警方跨省抓捕。

一、预兆

8月22日上午9点，中华全国总工会门前，十余位老人、同学围着两位年轻人，相谈甚欢。其中一位就是7·27被捕工人代表唐向伟。一眼望去，唐向伟和年轻学生没有什么不同，但谁能想到，他已经与黑警斗智斗勇过很多次，是位经验丰富的工人代表。

唐向伟和大家讲，他和尚杨雪都是7月27日在深圳被捕的，目前二人取保候审暂获自由，但是还有14名佳士组建工会的骨干工人在押。我们此行，就是代狱中的工友，向总工会和全国妇联申诉。

唐向伟旁边站着一个年轻姑娘，就是和他一起来申诉的尚杨雪。尚杨雪脸圆圆的，看起来比唐向伟还要稚气（毕竟她才22岁！）以前我就在报道中听说过她，尚杨雪曾经做过深圳赛格晶端厂的工人代表，在厂方搬迁的斗争中，为全厂员工争取到了远远高出劳动法最低标准的补偿，一时轰动了坪山。传说中有勇有谋的工人领袖，就是这位小姑娘。

不少同学久闻尚杨雪大名，就一个劲地请她也多介绍介绍自己。尚杨雪反倒更加腼腆，听到别人说起她的光辉历史，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那次大家都齐心协力，才能够胜利。如果大家不团结的话，只靠工人代表也是不行的呀。”

在场的同学都是第一次见到两位大名鼎鼎的工人代表，都想请他们多说几句，但是两人重任在身，时间紧迫，不敢多耽搁，刚过9点，众人就前往全总的信访接待室。

说来奇怪，信访接待室这天上午偏偏停电了，狭小的接待室里黑漆漆的。两位工人代表走进去刚要开口，坐在玻璃窗后面的工作人员就递出来好几张表格，让他们填完再说。屋里连人脸都看不清，更别说纸上的字了，同学们打开手机上的灯，照在纸上。

唐向伟和尚杨雪总算填完了一张又一张表格，把表格和他们带的材料递进窗口。佳士工人组建工会，自5月开始筹备，到7月遭受当地警方打压，牵动全国人民的心数月有余，然而总工会的这位工作人员似乎对此却闻所未闻，接过材料，翻阅了半天，缓缓终于吐出一句话：“你们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同学当场便说：“材料上把事件的经过写得清清楚楚，您看了半天，怎么还不明白呢？”唐向伟只好又把佳士工人建会的经历和遭受的打压从头开始讲起。

那位工作人员刚刚还说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没等唐向伟讲两句，似乎又明白了，摆摆手让唐向伟停下，说道：“我知道了，这是佳士工厂建工会的事情。我问你，你是佳士的员工吗？你工作证给我看看。”

“我不是佳士的职工，我在深圳XX厂上班……”

“那么你作为非当事人，是没有权利……应该让佳士本厂的职工……”

“但是同志，佳士厂参与组建工会的工人骨干，现在都被深圳警方拘押着，他们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怎么能够来全总申诉呢？我和他们在同一个工业区，亲历了他们申请建工会的全过程，我也可以算是这个事件的当事人。而且，我就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看见有违反《工会法》的行为，也可以来全总举报吧？”

在场的同学看见工作人员为难唐向伟不是佳士员工，便纷纷向那位工作人员解释，情况特殊，不可能由佳士本厂的职工来上访。

那位工作人员嫌吵，冲大家喊道：“不要这么多人一起说，一个人说！”一边又从窗口推出一张表格：“你们，所有进来的，把身份信息登记到上面。”

有同学反问道：“同志，您可以和我们公布您的名字吗，或者工号？”我才注意到这位玻璃窗后面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戴胸牌。同学们的要求令他颇为生气，不客气地回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我名字啊？”同学又再三追问，他答道：“好了，我是1号接待员，名字不能和你们说！”

1号接待员还想教训两句，尚杨雪开口了：“同志，我们大老远地从深圳赶来，是为了解决佳士工人建工会的问题。现在14名工人因为建工会进了监狱，已经快一个月了，全总作为全中国职工的娘家人，能不能为我们做这个主？”

1号接待员不紧不慢地说：“派出所抓他们，这不是我们工会能过问的，你们觉得不对，应该到公安部门去反映……”

“但是抓他们的起因，是他们建立工会，这是不是全总应该管的事情？5月份他们去坪山区总工会反映佳士厂非法调休、非法扣钱的问题，区总工会主动问他们有没有工会，没有，那么他们可以自己去建。结果区总翻脸比翻书还快，和厂里的高管一起骂工人脑子有病。这个，全总管不管？”

“这个当然是工会的职责范围。你们如果觉得坪山区总工会不对，有损害你们利益的地方，你们应该到它的直接上级单位去反映，就是深圳市总工会，明白不？你们直接来找我们，这叫越级上访，我们不好受理的。”

唐向伟和尚杨雪又向1号接待员解释了一番，他们之前如何到深圳市总工会以及广东省总工会上访，各级工会都没有给个答复，他们才不得不到全总来讨说法。

就这样一来一往，时间已经过了11点，全总的退休老干部李程李老在屋外等得急了，就进来问情况。看见李老，1号接待员态度总算客气了一些。有位老干部问道：“人家大老远跑来这一趟，你半天不给人家办事，你是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

1号接待员应道：“怎么会不办事，我在了解情况……”这才转头接收唐向伟和尚杨雪的材料。唐向伟提出，要求给一份回执，他才从桌底抽出一页文件，勾了几笔，推出了窗口。

虽然历经波折，但是全总毕竟受理了工友的材料，我们的心情舒畅了许多，有说有笑地走出了接待室。没想到刚出门，唐向伟忽然变了脸色，小声告诉大家，不远处路边停着的一辆警车里，就坐着他在深圳打过照面的警察严迪文，7月26下午宣读所谓“调查结果”的就是这个人。大家刚联想到“跨省抓捕”，四周就有三三两两的大汉朝我们跟过来。李老拉起唐向伟的手，叫唐向伟、尚杨雪和他一起走，叮嘱学生不要落单，结伴回学校。

尽管材料递上去了，工作人员也答应会向上面反映。但是，唐向伟、尚杨雪却眉头紧锁。甩也甩不掉的跟踪、警车里熟悉的坪山面孔，都令他们深感忧虑，唐向伟说，他必须赶快回深圳去了。

只是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第二天去全国妇联反应完情况，第三天就会有人破门而入，来“接”唐向伟和尚杨雪回去，同时也把佳悦和少强挟走。

二、事发

8月24日的清晨，我猛地张开眼，床头已经围着三个彪形大汉。

“起来！转过去！脸也转过去！贴墙！”我茫然地立起上身，脑子里一片空白，机械地执行着听到的指令。

一个大汉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举到他眼前：“是不是你的？”他点开屏幕，跳出输入密码的界面：“密码多少？打开！”

我问道：“你们是警察吗？证件给我看一下。”背后响起“哼”的一声，“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我还没反应过来，一只手已经伸进了我的裤兜，把里面的钱包掏了出去，拿走了我的身份证。

“你待着，不许动！”

隔壁也传来嘈杂、喝问和打骂，我意识到，这间屋子里住着的佳士建会工友声援人士都在面临和我一样的境遇。

“你，起来！出去！”我转过身，看清楚了三个大汉。想起自己的手机、钱包不由分说就被他们拿走，鼓起勇气又问了一句：“你们是警察吗？凭什么动我东西？”

“废什么话，出去！”

小屋满满当当全是人。光客厅里就挤下了将近二十个大汉，其他几个声援人士，已经被他们控制了，大家愤怒地盯着这群人。

此时，墙上的时钟正指着七点。这伙人大概是六点半悄无声息地拆卸了房门。他们不由分说便翻箱倒柜，把所有的手机、电脑、书籍、文件都打包装袋。

“你们要干什么？凭什么拿我们东西？”质问声此起彼伏。

“喊什么？”一个声音暴喝道，甩出了一张纸，在每个人眼前晃了一通。

这是一封落款“广州市增城区公安局”的“搜查令”，可是上面大片大片地空着，什么信息也没有。

“你们是警察？警察就可以随意抄家吗？”

“吵什么？我们在办案！你们只需要配合！”

“你们办的什么案子，为什么要搜我们东西？”大家继续质问道。

“我没有必要向你们解释。如果不满意，你们可以去投诉。”

一个警察擅自打开了一台电脑，并开始尝试破解密码。我们的一位同志立刻扑上去阻止，要保护声援团的数据资料，被其他两名大汉狠狠按在地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群人乱动乱拿我们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少强说：“我去拿眼镜，我要上厕所。”

旁边几个大汉相互看看，一个人喝道：“你别动，我去拿！”他钻进少强的卧室很快又出来，把一副眼镜丢到小伙子眼前。

“你怎么把我眼镜摔坏了？”镜片上有一道长长的裂缝。那个大汉似乎没听见：“不是要上厕所吗？赶紧！”

“可是我的眼镜……”

“要上厕所就赶紧！”

看少强没有立刻要去厕所的意思，周围两个大汉上来就把住他的手。

“别推我！我自己会走！”少强吼道。

“你们别动他！不许动手！”其他同志也喊起来。这激怒了其中一个绿衣大汉。

“不走是吧！”他一声暴喝就揪住少强的后脖颈把他按到在地上。少强疼得惨叫了一声，愤怒的骂声充斥着整个房间。绿衣大汉还没有解气，扑在少强身上又狠狠地锤了两把，才站起身来：“不是要上厕所吗！”

少强在地上瘫了好久才能缓缓爬起来。到了卫生间里，这帮人还喝道：“把门开着，不许关！”之后去上厕所也全程处在这帮人的监视之下！

佳悦更是一个人被关在里屋审讯搜查，我自始至终没有看到她出来，只能听到一个充满斗争力量的女声，不断地发出入木三分的质问，最后一眼看到她就是被便衣推搡着带出屋子。

临近中午，这伙强盗完成了他们的搜查和清点，将我们的手机、电脑、书籍、文件等私人物品劫掠一空。左翼青年顾佳悦、杨少强，工人代表唐向伟、尚杨雪被他们带走了，至今下落不明。

从广东跨省而来的这些家伙，和强盗、土匪完全没有任何区别，他们根本不是人民警察，他们就是一伙为了维持表面上的和谐稳定，不择手段、只会使用暴力的歹徒！仅凭一张空白搜查证，就可以随意抄家；不出示警察证，就可以随意带人走；打电话叫上消防队，直接把门给拆了！

两个星期过去了，四位同胞依然未获人身自由。看到佳悦和少强被监视居住的消息，我真是感到无比愤怒，为工人同胞发声出力，怎么就变成了广州警方所认定的犯罪分子，要以这样摧残人身体和精神的手段折磨！唐向伟和尚杨雪至今未闻音讯，也不知在广东的哪个黑暗角落里，遭受同样的凌辱！

广州警察是没把我带走，但我决不会顺这个台阶下，从此销声匿迹。声援团那么多同志勇敢地站出来控诉广东警方的暴行，我们每一个对黑恶势力有切身体会的同志，都应该揭露这披着羊皮的狼，这是做人的良知，更是立场的选择。而我们，就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为营救被捕同胞继续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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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者，铲奸除恶，救民于水火也。海宇，你记住了吗？”

“师傅，我记住了！”

“嗯……很好。”白眉大侠满意地点了点头。

“弟子吴海宇，拜谢师傅了！”

和白眉大侠修习武艺的第一百二十天，海宇终于要下山了，在下山以前，他还要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给师傅做最后一顿饭。

刚把蒸锅架好，什么东西好像已经糊了。“奇怪，哪里来的怪味？”

海宇赶忙四处寻找，都没找见怪味的源头在哪里。怪味越来越重了，快要喘不过气来。

“这怎么能行呢，最后一顿饭，做不好怎么能行呢！”海宇要急哭了。

几近窒息的海宇猛地睁开眼睛，原来爸爸又把臭袜子放在他枕头边上了！这是叫他起床的方式。 “爸—爸—！你又是这样！”

九岁那年，小海宇家里的包子铺在镇里开张了。

海宇记得很清楚，那天，爸爸妈妈早早准备好了一摞现金，等那些人一出现，就赶紧把钱交了出去，还有两包中华烟。

就在前不久，有一伙可怕的不速之客来到小海宇家的包子铺，说这一片归他们管，要收点儿保护费。 小海宇一家刚刚来镇上落脚，哪想到有这样的规矩，就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 结果，这群地痞流氓不由分说，进来就开始砸屋子里的桌椅，把东西一下子全推到地上，热腾腾的包子滚了一地，滚了好远好远。

后来卖百货的邻居大叔说，这群人是不能得罪的，报警也没用，因为他们“上面有人”。

“我要学功夫当大侠，把坏人全部打跑！”九岁的吴海宇强忍眼中的泪水，第一次向父母立下了这个伟大的志向。书里面的大侠真厉害呀！铲奸除恶，救人于水火，要是我也能成为大侠，就把那些欺负我们的人打得屁滚尿流！

从那以后，小海宇白天是一名看似普通的小学生，但到了晚上，他就以“白眉大侠单传弟子”的身份行走江湖。

为了能实现这个“大侠梦”，海宇开始自学功夫。 书上说在脚上绑沙袋走路，卸了之后就能身轻如燕，他每天照做，干什么都绑着沙袋。腿上无缘无故多了几袋沙，一开始也是很难受的，但是他咬咬牙坚持下来了。

一年之后，侠客没做成，但果然身轻如燕，跑得的比别人快，爬山上树非常灵活；今天的他，体重已三倍于当时，但仍然能做一个灵活的胖子。

儿时的志向并不是戏言，从小到大，吴海宇都是朋友们眼中的活雷锋，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跑，哪里有困难就往哪里帮。

刚到黄埔区那会儿，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所有人都睡得正香。隐隐约约中，吴海宇听见对面阳台上有女的大喊救命，说半夜有人敲她家的门。他一跃而起，急忙跑到楼下，下面已经有几个人在了，房东也在，但是都不敢开门上楼，吴海宇说：“快开门，救人要紧”，在旁边抄了跟棍子，一个人就跑上去了。上楼之后发现是一个醉汉找错了门，于是他就把醉汉背了下来，并且帮他找到了自己家，这才回去睡觉。

我、吴海宇是同一时间进的艾帕克，作为“最低等”员工——承包工，我们“同病相怜”，自然也就走得近些。承包工的培训时间很短，所以受伤风险也最大，但是老板为了能尽快给他创造利润，这些也都不重要了。

时间久了，打工的日子越发沉重起来。连续工作一个月没有休息，每天上工要12小时之久，回到宿舍后反而累得睡不着觉，那段时间，海宇觉得不管是身体，还是精神都已经不属于自己了。

但就因为自己是承包工，每个月底薪就比正式工少1000多元，如果加班费、年终奖、夜班津贴、公积金，还有过年过节的福利加起来，比正式工一年还要少四五万块钱。

这样看不到尽头的日子出路在哪里呢？

我产生了离开这里的想法。“离开这里，去下一个厂打工，情况也许就不会这么糟糕了吧。”

可吴海宇听到了我们的想法，马上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对我们说：“工厂这么多，有几个工厂是不欺负人的，我们不能只想着选择一个大发善心的老板，却从来不想着要创造一个自己满意的工作环境。艾帕克欺人太甚，我们必须要找回公平，我们也要做人的尊严。”

“哼，就是！想要马儿跑，又想要马儿不吃草！老板就是要做这种没道理的事情。”我想想也确实是这个道理。

吴海宇对我说，周边的好几个工厂都开始向艾帕克学习——通过承包工、外包工和临时工这样的方式规避劳动法和降低用工成本，我们并不是仅仅为了自己才要斗争。

我没想到，吴海宇这个朋友懂得还真多，不仅仅喜欢替别的工友打抱不平，还会给工友们分析社会现实，讲毛泽东时代的国企工厂。我经常会听得入迷。

海宇说，那时候工人们不仅可以自己管理工厂，还可以批评厂长，厂长却不能随意开除员工。因为工厂不是厂长一个人的，而是所有工人共有的，大家住在厂里，看病在厂里，孩子还在厂里的托儿所上学，全都是免费的！所以为了厂里生产，就是为了自己的家生产，根本不是为了别人的利润在生产，所以那个时候，工人们生产积极性可高啦。 我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现在虽然自己也每天马不停蹄在干活，但那都是因为被管得太严了，不干活还不被骂死。自己干到实在太累的时候，心里有气，恨不得想把流水线给砸个稀巴烂，更别提爱厂如家了。 海宇还说，毛主席是最支持工人当家做主的，他老人家说过，无论什么时候，工人阶级当家做主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如果工人阶级又被剥削，被压迫，就算是工厂生产的东西再多，那也是走到了错误的道路上。 “哎呀，原来毛主席还说过这些话呢，他老人家还说过什么东西，你都告诉告诉我们吧。”我突然发现，自己前半生好像都白白渡过了，作为一个工人，居然连做主人翁的时代都不了解，那岂不是要被欺负一辈子？

原来，海宇在他刚刚出来打工的第二年，他接触到了左翼网站乌有之乡，里面有很多描述毛泽东时代的文章，是社会主义让工人拿起了铁饭碗，工人们在厂里学英语、学技术，学习如何管理工厂，他们既是工厂的主人，也是国家的主人。海宇说，那时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副无比广阔的美好图景：每天早晨，他穿起绣着厂标的厂服，骄傲地走到厂区上班，路上不断有人对他指指点点，但不是在说“看那个臭打工仔”，而是在说“看，他是国企的工人哎，真好！”

后来，海宇就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本《毛泽东选集》，然后又有了第二本、第三本。这些书都读过了，又多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再后来，又多了几本列宁的书。但海宇还是最喜欢毛主席写的书，因为马克思和列宁写的有点难懂，但毛主席写的就是老百姓的家常话，简简单单，却蕴含着很深刻的道理。

在艾帕克工作三个月后，我、吴海宇和胡平平共同经历了那场为争取公积金而进行的艰苦斗争。这段经历锻炼了我们。工友们虽然也都明白权益要靠自己争取，但是大多数人还不清楚自己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跟工厂打官司是一个持久战，其他的工友在立案后没多久就开始找工作了，吴海宇却不着急，他说这些年在工厂上班，没日没夜的被老板压榨，都没时间好好看书。

为了有时间好好学习，他选择打零工，“只要不饿死就可以了。”同时，他也想尽办法，要把毛泽东思想带给其他工友，他逢人便讲，毛主席的书是劳动人民的书，我们工人可以在里面找到挺直腰杆做人的方法。

海宇还有一个特殊的梦想，那就是创建一个红色乐队，可以让更多的工友从红色歌曲里获得力量。他把那些微薄的血汗钱全部用来买器材了，大号、小号、架子鼓、口琴、吉他……他都有买过，也都有学过，他希望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把红色乐队组建起来。

他的房子不大，但是下班后总是要请我们几个工友去他家里坐一坐，那是我出来打工这么多年最喜欢的地方。

也是在那个时候，海宇为我们演唱了《国际歌》，这首专为工人而写的歌，厚重的旋律和充满力量的歌词曾让我彻夜难眠，“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的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吴海宇抱着吉他，边弹边唱，歌声中我看到了他眼里的泪光，那不是伤心与颓废的的泪光，他的泪光里饱含着对劳动人民深沉的爱和对毒蛇猛兽彻底的恨。

没想到后来，燕子岭派出所的民警居然说《国际歌》和《红色娘子军》是反动歌曲，可见他们根本就不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而是彻彻底底地站在人民的反面。他们就是那些“吃尽了我们血肉的毒蛇猛兽”，所以他们才会如此痛恨《国际歌》吧！

7月，海宇从网上得知深圳佳士科技的工人要组建工会，却和艾帕克的工人一样被黑社会殴打、被黑警察抓捕，他和胡平平马上关注起来，佳士工人和坪山声援工人被捕的第二天，他就赶到深圳坪山声援，而且一直坚持到最后，直到8月24日随声援团一同被暴力清场。

在我看来，海宇其实已经完成了他从小树立的“做大侠”的梦想，只不过不再幼稚、不再是空想，而是循着伟人的足迹，踏踏实实地为工友服务。

令我十分疑惑且尤其愤怒的是，大部分的工人和学生在被清场后的几天时间里都被送回了老家，但是他和胡平平却被送去了看守所！我们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法？也不知道广东警方凭什么抓他们？

作为吴海宇的朋友，作为中国工人，我对广东警方卑鄙无耻的手段表示愤怒，你们抓捕毛主席的好学生、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是出于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他们获得清白以前，我们是不会妥协的，因为毛主席曾说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立即释放吴海宇，立即释放所有被捕的工人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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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8.24暴力清场事件”的亲历者，它不仅带给我彼时被防爆盾死死压在墙上的疼痛感，更带给我刻骨铭心深入骨髓的阶级恨——我恨这些暴力对付工人学生的刽子手，我恨这些人模狗样掩盖真相的无耻小人，我恨这些压迫剥削广大人民的毒蛇猛兽！

我是周锐，北京外国语大学2017级本科生，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立志为劳动人民奉献终身的左翼青年。

仇恨没有使我冲昏脑袋，愤怒反倒让我愈加清醒，在远离了“阶级”与“剥削”的今天，“8.24暴力清场事件”以残暴而又可笑的方式教育了我们青年一代：这就是赤裸裸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没有半点妥协的余地与可能！

什么“人民警察”，什么“扫黑除恶”，在今日广东，净是麻痹人民的谎言！在斗争中他们再也掩盖不了他们肮脏黑暗的本质！

两百多个残暴的歹徒，如洪水般涌进深圳建会工人现场声援团所在的住地。他们铐住我们的双手，踢向我们的膝盖，架起我们的胳膊，把我们硬生生从六楼拖下去。

可是，这些黑恶势力，真的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勇猛吗？

我看到，在我被塞进车里后，坐在我旁边的女警，甚至还要用手横在我面前搭在车窗上，好像很害怕我做出什么举动。

我看到，他们两百多号人的阵仗，摆出这么大排场，竟然不敢把我们带到派出所，而是偷偷摸摸地把我们押送到一所小学里！

我还看到，在他们把我们关起来的会议室里，我们勇敢的李彤同志，刚起身想要走动几步，立马有四个警察站起来把她紧紧围起来，却又眼神漂移，不敢与她直视，更不用说与我们对话。

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说明：他们害怕了！

他们害怕我们的严厉谴责，他们害怕自己做的亏心事曝光，他们害怕一旦人民群众的怒火燃烧起来，自己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他们根本就是一群纸老虎，一戳就破！

因为害怕，因为高度紧张，他们连“上级”指派的简单任务都做不好了。

他们低着头，努力压低帽檐，不敢正视我们，有个女警还背过身去哭了起来；

他们拿着A4纸那么大的照片，对着我们的脸从远处偷瞄，来来往往，却分辨不出谁是谁；

他们满屋子的警察，把我们一个个“送”进办公室里，包围着我们，却数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人；

他们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答应给我们提供必要的餐点，结果光买了几个面包居然用了几个小时！素质之高，能力之强，令人惊叹！

因为害怕，甚至连为人的脸面都顾不上了。

他们出动五个女警专门跟着我上厕所，其中一个甚至在我上厕所时都直直盯着我看。她们不顾我的抗议，没脸没皮地说：“你再叫，盯着你看的就不止我一个了！”

他们把在大巴车上唱国际歌的同志死死按在座位上，在被我们怒斥后，有个国保居然笑嘻嘻地说：“高速行驶，这是为了你们的安全嘛。”这是什么强盗逻辑？！

他们把我们赶到第二个小学时，特意把我们分散在各个教室里，把窗帘拉紧，让我们睡在教室里，不敢让群众见到我们；收走我们所有的电子设备，不敢让我们联系外界；和我们家乡当地警察串通一气，即使在家，我们也是有“保镖”的。

他们的种种做法正应了声援团冯歌同志的那句话：他们不敢跟我们辩驳，因为他们是下水沟里的老鼠，他们是粪坑里的蛆虫！

为什么他们害怕？因为他们和幕后主使为黑心资本家站台、霸据地方为非作歹，一旦丑恶被揭露，他们是要被人民清算的。

我准备返校的时候，甚至受到了他们的阻拦。他们振振有词：“北京在开会，怕你又受到什么煽动。”有个已经开学的同志返校，她父母居然被要求陪同在校。声援团同志们都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和宪法尊严、坚定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这些黑恶势力阻止我们返京，到底是在和谁做对！

支付宝丧尽天良、封杀了声援团的捐款账号，新华社荒谬无耻、抹黑工人们的正当维权，拿着人民血汗钱的国保心狠手辣、藏在暗处威胁恐吓声援同志……

我不由得想起永明同志手指天空怒吼道：“坪山的天，太黑了！”深圳建会工人和声援团同志，在广东抬头望见的天空，都是黑的！

但是，面对黑恶势力的猖狂进攻，作为左翼青年，我们哪能退让半分？

张圣业同志说：“悲哀不能使我意志消沉，愤怒不能令我失去理智，监视不能让我举手投降，污蔑不能叫我低头接受！”

陈可欣同志说：“为之战斗，即为年轻的左翼青年战斗，即为饱受压迫剥削的工人阶级战斗，即为我们每一个善良正直的人民战斗，即为实现我们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战斗！”

严梓豪同志说：“我们决不会在暗夜中沉沦，反要举起光辉的旗帜，开启这通往希望的闸门，成为不可磨灭的星火，盖不住、扑不灭、吓不倒，冲在最前，去迎接光明！”

那些庸俗肤浅的小人，以为遣返了我们，他们就胜利了；以为有学校和当地警察盯着，我们就动弹不得了！

但他们不会想到—— 这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新的斗争的开始！

浚聪、久平、鹏华、李展大哥被逮捕，平平、海宇大哥被刑拘，梦雨、岳昕、佳悦、忠良、永明、少强同志被软禁……是可忍孰不可忍！同胞有难，怎能袖手旁观！

梦雨被绑架了，十个百个进步青年站了出来；我们被暴力清场了，千个万个的青年将会觉醒。

对劳动人民的热爱让我走上了左翼青年的道路；对黑恶势力的深痛恶绝使我更加坚定道路的正确性！

今天，黑恶势力用暴力在我们心里播下仇恨的种子；明天，这颗嫉恶如仇、立场鲜明的种子，将在残酷的斗争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成为一棵苍天大树，去刺破这暗黑的天空！

请与我一道，加入联署抗议，发送【姓名+邮箱】至邮箱：jiashilianming@gmail.com

周锐

深圳建会工人现场声援团成员

“8.24暴力清场”亲历者

北京外国语大学2017级本科生

2018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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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你正在为工人阶级的权益而战，被资产阶级收买的暴力机关却挥刀向你；

当你以为忍耐可以为家人带来些许安宁，丧了心的魔鬼却向你的亲人发起了进攻；

当你面对无边黑暗陷入死一般的绝望，沉默还是发声的单选题让号称左翼青年的你左右为难。

我是杨舒涵，“8.24暴力清场事件”亲历者，中国人民大学2016级本科生，一名信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左翼青年。此刻我正经历着“8.24暴力清场事件”给我和我的家庭带来的撕裂和伤痛，同时也正经历着它对我和所有呼唤正义的人们带来的检验与拷问。

8月24日凌晨五点，在这个我将终身难忘的时刻，雷鸣般的撞击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只记得我的第一反应是：事情不对了！

出租屋本就摇摇欲坠的门被直接破开，乌压压的防暴警察手持防爆盾“杀”了进来——彼时他们凶狠的眼神和粗暴的动作，不由得让我想起新闻视频里黑恶势力对手无寸铁的人民施以的残暴镇压。

四五个对付一个、按倒身形矮他们几头的学生、用塑料环反绑住手……如你在视频里看到的那样，那是怎样艰难的时刻！

但即便如此，仍然有同志们呼喊着“手挽手、手挽手”鼓舞士气，仍然有同志不肯轻易缴械投降直至对方以四五个人对付一个拳打脚踢才被对方按倒。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国际歌一刻都没有停下，我身边的同志们用歌声在告诉我，也在告诉着所有人：哪怕洪水滔天，哪怕黑暗无边，他们依旧要为正义战斗下去！

最终，我被四个男警抓着双手双脚抬下楼，衣服险些被他们拽破，我光着脚，没有手机、没戴眼镜、所有财物一并被扣走。

后来，我像犯人一样被押送到各个地方被来回问话，所到之处警察重重围满。因为我反复地询问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所以押送我的警察像被踩到尾巴的猴子一样暴躁。我被他们通过暴力的方式拉着、拖着、拽着，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头狠狠地撞到了墙上，我的胳膊被他们抓的留下了伤，两只胳膊手上发红极为明显，右胳膊上有两块大面积的淤青（留有照片），腿上有一块淤青，连手上都有两处皮外伤。而对于这些，他们竟然回了我一句，“是你自己不配合，这点伤跟刮痧差不多，过两天就好了”。

我早已忘记了肉体的疼痛，我只是困惑：为什么坪山有关部门面对工人组建工会的合法行为都不予保障？为什么这些所谓的“人民警察”可以这样滥用暴力？为什么当一个没有罪行的公民询问被抓的原因时，他们可以这样消极应对？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有镇压学生的倒行逆施的行径发生？为什么？为什么！

来不及思考，立马就有来自家乡政法委、惠州政法委的工作人员和另外两个不明人士组成的五人团队，开始给我进行“思想教育”。

可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呢。

他们说，我以个人为中心、自私、不考虑父母的感受；

他们说，我是被调查的对象，在这期间没有人身自由，需要配合我就得配合。

他们说，我背不出法律条款，所以也别谈什么法律；

他们甚至说，上午的暴力清场，不是暴力，只是因为我们不配合询问，必须采取强制措施。

我被他们的轮番上阵折磨得筋疲力尽。在关押我的教室里，有七八个警察看守。我被禁止出教室门，连上厕所的时候也有女警看着不许把门关死。当我去领个人物品时，有关人员蛮横地告诉我不能带走，理由是调查取证、破译手机要时间，所有人的手机电脑都被扣在那里！

广东这个地方到底犯了什么魔怔，竟有这么多肆意妄为、欺压人民、践踏法律、毫不讲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从凌晨到下午，我身体遭到暴力伤害，精神高度紧张，黑恶势力牛皮糖似的狂轰滥炸还一刻不停。尽管我始终不曾屈服，但是坦白说，我已经再不愿浪费力气在他们身上。我只希望赶紧离开，因为担心我的父母遭到他们的蒙骗，担心我的家庭也无辜受到重创。

然而，事情的发展未能如我所愿。我后来才知道，我父母下午就到了扣留声援团同志们的坑梓小学。他们本是因为担心，自愿过来看我。可是这些黑恶势力眼看我父母到来，立马想到用亲情绑架的手段来攻破我的防线，便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做了他们四个小时之久的“思想工作”。

母亲见到我，第一眼看到了我手臂上的伤痕，情绪激动地质问身边“看管”我的人到底是谁干的。结果这些泯灭人性的家伙竟然淡漠地说，他们只是奉命行事，这个伤不是他们弄的，他们也管不着。

他们的心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他们的眼里到底是血丝还是利欲！

不想看到我再被折磨的父亲希望马上带我离开，让我在外面的旅店跟他们住下之后再谈。可是那群人说必须立刻坐飞机回家，否则不能离开。我父亲拍我伤口的照片被他们阻止，我妈打电话给亲人也被限制。

当天晚上我们只好在教室地上打地铺过夜，只待第二天把问题解决清楚。不曾想第二天一早，老家政法委的人在没有和我们商量的情况下，给我们一家三口买了机票，要求和他们一班飞机回云南！

真是好大的手笔！人民群众辛苦缴纳的税成了他们大把大把的维稳经费，为了赶我离开直接为我们全家买了机票，劳苦大众的血汗就这样被挥霍！

我质问他们：回去之后，是否还有人继续监视跟踪。政法委的人答应说绝不会，而且学校老师也保证绝对不会给任何处分。身心俱疲的我，在他们的反扑看似消停的时候，同意了与父母一起动身离开。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我的每一寸妥协，都是他们每一分的进攻突破口！

回家后我才发现他们许下的承诺都是屁话！他们一面是派人在我们家楼底下盯着我的行踪，一面又向我爸施压要求他对我进行思想教育，甚至向我爸展示了从所谓境外媒体拿到的一个声援团人员的名单。这份名单明明在网上流传甚广，可是他们却空穴来风、以此作为有境外媒体背后操纵我们的证据。最诛人心的是，我爸最后也认定我们背后是有境外势力在操控！

我的父母本来十分相信我，如今却再也不认可我们所做的一切正义的斗争。二十年孺慕情深，在看到父母望向我的时候失望和伤心的眼神，我的内心在滴血。

在我准备乘车返回学校时，居然蹦出近十名自称街道办事处的不明人士阻止我，抢夺手机，拉拽上肢，接警的昆明安宁公安也狼狈为奸，限制我一段时间后把我遣送回家！

至今，我的人身自由，隐私，人格尊严，精神，身体都遭受到严重的侵犯和伤害，但这样的侵犯仍然未停止，却没有任何人对这个给出一个理由，似乎只要上面有人就可以强制地做任何事。

尽管距离遥远，依旧能看到坪山的天漆黑无比，没有任何一丝亮光。

我难以用文字描绘我的心情。

你可否想象，当新华社专门撰文污蔑工友维权是非法之举，当自己一时的忍耐没有换回生活的宁静，当深爱的父母被黑恶势力所欺骗再也不信任你，甚至很多原本关注和支持声援团的人都私下里在说“别斗了，上面都定性了，你们能做的了什么”，那是什么样的处境？

是沉默，还是发声？

是偃旗息鼓，还是继续战斗？

我一个人自然是微不足道的。我尽可以选择沉默，如同我先前选择回家时的妥协。

但我忘记不了那并肩作战数十天之久的所有的工友们、同志们。我仍记得兰志伟给我们讲述在牢狱中的不公遭遇，记得尚杨雪给我们讲她一次又一次的斗争故事，也记得岳昕在给我们讲她如何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一名左翼青年。

虽然暴力清场后不少同学也跟我一样被遣送回家，但是左翼青年岳昕、郑永明、徐忠良、顾佳悦、杨少强，从广州专程前来的声援工人吴海宇、胡平平却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我们所有人身上可能会有的罪名和处分并没有消失，依然是被黑恶势力自以为是地抓着我们的“把柄”——尤其是4位7.27被扣工友：余浚聪、米久平、刘鹏华、李展，已被正式批捕。

我不敢想象，他们现在处于什么境地，一闭上眼仿佛就看到冰冷的地板、漫长的通宵审讯、肆意打人的狱警和不可一世虐待工友的牢头。

或许我的妥协终将也是徒劳，但至少会给我带来“洗心革面”的半分可能，尽管我必然将在人生履历上附上一份莫须有的黑材料，而后重新回归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庸俗生活。

可工友们不会像我们学生这样幸运，能够在被清场后遣送回家。他们至今连深圳看守所都出不来，更没有一个重头再来的未来可以向往，只能在经历漫长的监禁岁月后继续挣扎在流水线上。

更何况，我对黑恶势力深入骨髓里的恨能够轻易放下吗？我没办法不恨那些绑架我们同志的黑社会，那些用拳头砸向我们学生、工友的“人民公仆”，那些欺骗我父母致使我家庭破裂的人渣败类！

更何况，我绝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在战斗。张圣业、陈可欣、严梓豪三位同志已经接连站出来，发出继续战斗的呼声，号召所有追求正义的人们再次团结起来，准备战斗。他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愚公移山，不死不休！”

更何况，当前的处境决非一团漆黑。尽管黑恶势力看起来力量强大，但毛主席说过“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们自以为遣送回家就能将我们摆平，自以为限制我们行动就能让正义的声音消失。可他们不懂得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越是欺压人民，人民就愈加坚强！

与其苟且偷生、沉默不语，不如继续战斗、坚持到底！哪怕最后8.24暴力清场事件以从未想过的方式收场，也绝不让为劳苦大众奋斗的人们寒心，绝不让他们以为：信仰马列毛主义的左翼青年，只是一群见了困难就腿抖的懦夫、孬种！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选择了为正义而战，就是选择了毫不妥协地奋勇向前！

这场战斗仍未结束。

我不该是一个惊慌失措的无知学生，不该是一个无羞无耻的冷漠看客，我辈左翼青年，应当是这支拖不跨、打不烂的正义铁军中前仆后继的不屈战士！

今天，我决意跟我的同志们一起站出来。

站出来，与14位被捕工友站在一起，与残暴而可笑的反动势力对抗到底，与所有追求公平、坚守正义的劳苦大众一起奋斗不息！

善良的人们啊，请你们擦亮双眼，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多么崎岖。可所有追求正义、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们呐，都将熬过漫漫长夜，途经山穷水尽，与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汇聚一起，并肩前行！

请与我们一起，加入联署抗议！将姓名和职务发送至邮箱：jiashilianming@gmail.com

杨舒涵

深圳建会工人现场声援团成员

“8.24暴力清场事件”亲历者

中国人民大学2016级本科生

2018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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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这个夏天太冷了！

先是寿光的一场大水淹没了“太平盛世”的虚幻景象，又是耒阳“托管教育”打肿了“九年义务教育”，祸不单行，我的好友杨少强竟遭遇恶警闯门，如今已失联超过10天！更没想到的是，还有60多名同学、工友被警方非法带走，音讯不明！而这一切的源头，仅仅是深圳佳士公司的工人们想要依法组建属于自己的工会！

正义的呼声被压制，发声的人士被逮捕，难道只能集体被沉默吗？但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不甘也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总想着能为他发一点声也会好的，让全国人民都看到，这些如今被打压的进步青年才是中国未来的脊梁！

“我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北京科技大学的一次新生见面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少强，他就这样介绍自己。同学们听了都十分惊奇，想不到现在这个年代，还有人愿意这样称呼自己。大家很难把这个有点帅气的毛头小伙子同这样一个称谓联系起来。

“也许大家会觉得比较奇怪，但我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不像大家在书本上看到的那样无聊，要是我们学会用它去分析现实问题，那它的用处可大着呢！”

少强面对女生时有点害羞，在公开场合话也不多，但接触久了就会发现，他一直都默默地关心身边的人，尤其是关心那些常常被同学们忽略的劳动者。

曾经无意间了解到，他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同班一个女生自行车丢了，恰好他们住得很近，他就担负起了每天接送同学的责任，如此持续了一个月。后来同学们拿这件事来揶揄他，问他是不是想追这个女孩子，结果怎么样？他面对同学的揶揄，只是微微一笑，“就只是帮助同学嘛。”他的笑容很质朴，令一众好事的人都自惭形秽。其实，他上了大学以后也一直是这样，恋爱、GPA、旅游，这些其他同学眼中非常重要、津津乐道的东西并不是他所热衷的。

当“不谈国事，只谈风月”的风气流行于大学校园的时候，每每和他聊天，他总会引导我们讨论身边那些“不那么令人轻松”的事情。

一次，我们在鸿博园吃饭，看到新闻里关于国外工人罢工游行的事情，他就问起我，“你知道在鸿博园有过一次罢工吗？”

罢工？这个只在历史课本里和新闻中听过的词一下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力。“真的？咱们学校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问道。

他便讲起两年前的事情。当时，食堂工人工资水平太低，罚款又很多；工人们大多住在地下室，生活条件恶劣。为了争取到合法合理的待遇，他们所有人就在我们吃饭的位置上罢工静坐，抗议罚款，要求加工资、要求改善生活条件。

“那后来呢，他们成功了吗？”

“承包食堂的老板心里都在打鼓。原来以为这些工人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就算你有气，就算你不服罚款，大不了就直接开除了。可现在呢，工人联合起来了，老板看到工人拿起了最有利的武器——罢工，马上就慌了。这样一来，他们更赚不了钱，损失得更大！后来越来越多的学生也开始关注这件事情，支持工人的行动，学校受到了学生的压力，担心学生们也做些什么事。最后食堂妥协了，给工人们加了工资，换了宿舍。”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工人们的工资，不是那些老板大发慈悲施舍的，而是工人们自己争取来的。这件事，是食堂的这些大哥大姐跟我说的，但如果他们不说，所有人都会觉得他们现在生活得还很不错。因为从来就没有人在乎他们、关注他们。咱们学校的后勤工人，背井离乡，在这无依无靠、只身一人，但是有几个人能想起角落里的他们？”一向不善言辞的他，谈起工友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我突然觉得，也许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冷漠充斥的、被许多鸿沟撕裂的世界。

但我又觉得，眼前的男生像是百年前那个时代的满怀理想、又极有底层情怀的青年。

而此时，我又有隐约的担心，既担心这位少年会被现实磨去棱角、归于庸俗，又担心他在追寻理想的路上会遇到荆棘，遇到豺狼虎豹！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万幸的是，他尚且有同路人！在校的时候，就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活跃在后勤工友的宿舍，平时在广场和工友们一起跳广场舞，周末的时候给工友放电影，或者是坐在操场上吃着西瓜聊家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数少强，以及他的两位学长徐忠良、黄理平这“三剑客”。

晚上，在学校的广场上，总是可以看到他们和后勤的阿姨们一起跳广场舞的身影，这个时候，平日羞涩的少强笑逐颜开，“阿姨上班，辛苦一天，你放松，她跳舞才能放松。”阿姨们很较真：“小强，你这个动作错啦！”“哎呀，又转错了！”少强不恼不烦，相反，他乐于听这些批评，下次再遇到重复动作，他准不会跳错！跳舞结束的时候，他总第一个收好音响，送阿姨们回宿舍后才离开。

除了和工友待在一起，他们经常去北科图书馆的二楼夹层的历史哲学区，在那里，尘封已久的马列毛书籍在被这些进步青年拾起后，重新焕发了生机。

不再是枯燥乏味的刻板说教，而是分析现实问题的工具、一把从历史通向未来的钥匙；

不再是被污名化的社会主义，而是劳动者拥有尊严、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美好图景。

少强越来越坚信：马列毛主义是真正解释现实问题，为底层工农谋翻身、为莘莘学子谋出路的不二法宝！

想起自己上大学以前的经历，乡镇上比比皆是的“留守班”、背起行囊远走北上广深的父老乡亲、一个个辍学打工的亲密发小、生活在城市角落的打工人……明明这些人才是社会的大多数，但他们全部都从舆论的关注点里销声匿迹。

少强小的时候还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爷爷奶奶会对毛泽东有那么深的感情，为什么时至今日爷爷最喜爱的电视剧仍是《毛泽东》，为什么小时候自己对毛主席不懂事的一句诋毁会引来奶奶严厉的斥责。后来少强才渐渐懂得，那时候工农在中国有很高的地位，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也因此，在别的同学对政治派别嗤之以鼻的时候，他毫不避讳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坚信毛泽东思想的左翼青年！

我曾经和少强去过一次后勤工友住的地下室，探望一位在食堂炒菜的大哥，他很热情地接待我们。大哥从小就读于武术学校，梦想当一名武术教练或者戏班演员……但是后来，大哥的手就受伤了。气氛凝固了好久，嫂子才和我们说，他是在干活的时候受的伤。

当时，大哥去找学校后勤反映，领导模样的人只叫他等工伤认定程序。大哥要求拿到书面承诺，没几分钟就被后勤部门的领导打发走了。说到这里，大哥拍案而起，“本来都不想在这干了，打算过完年就回老家的。可没想到现在遇到工伤，就连做一个工伤认定，都要跑好几次医院！后勤管理的人一直拖拖拖，说什么’至少还要三个月’，三个月？再伤一只手都要痊愈了！”

我愤愤不平，想不到在光鲜亮丽的大学校园里，竟藏着如此丑陋肮脏之事！更想不到平日衣冠楚楚的校园后勤管理人员，在面对食堂工人的时候，竟如此嚣张跋扈！

“你觉得这只是个例吗？不是的，不仅在北科，在对面的地大，在北大、清华，每天都在发生着这样的事情！”后来，当《北大后勤调研报告》被北大的同学发布，少强转发到朋友圈，并附上了这么一句话：“所有的工人，其实都像这份报告里的后勤工人一样，都面临着不签劳动合同、社保不交、生活环境恶劣等种种问题，连《劳动法》规定的基本权益都得不到保障。北科也应该做一个这样的调研报告，至少能够让这些劳动者在大学生的光环下，让世人多一些关注。”

四年的大学时光里，徐忠良和少强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跑去工友宿舍，和工友聊天，听他们谈自己的酸甜苦辣。在学生宿舍几乎不见少强他们的踪影。

“学校里的劳动者所受的压迫如此深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也毕业即失业，这又是什么造成的？”在一次次社会实践中，在一次次与工友的交谈中，在一次次对马列毛思想的思考中，少强已经获得了答案——真正与工农相结合，为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懈奋斗！

临近毕业，平日清闲无事的“咸鱼们”都忙着找出路，学校的招聘会上人来人往。西装革履的“佼佼者”身后，是更多迷茫彷徨的青年。落不了地的户口、降不了的房租、涨不高的薪资、谈不起的恋爱，社会现实给八百万毕业生们迎头痛击。

毕业之初的少强，在一家教育机构做兼职老师，收入不高，但工作之余的时间是非常充裕的。他正是要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和学弟学妹们一起，给工友们搞文娱活动。谈及未来选择的时候，少强双眼一下子炯炯有神，“不论做什么，总是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帮助渴望公平和正义的劳动者!”

听闻少强被广州警方刑拘的消息，我无比愤怒，又无比感动。愤怒的是光天化日之下，数十位工友仅仅因为想讨个公平就被关押逾月之久，而五湖四海的支持者竟悉数被国家机器暴力清场，我的好友少强已失联10多天！感动的是，少强被带走了，更多的进步青年都站出来了！他们不畏强暴、为最底层的劳动者打抱不平，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面对付出青春血汗的城市建设者，他们“俯首甘为孺子牛”；面对穷凶极恶的黑恶势力，他们“横眉冷对千夫指”！

我的好友少强何罪之有？这些声援的进步青年又何罪之有？他们所支持的依法建会的工友们又何罪之有！我们将永远声援下去，直到他们重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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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
——《为女民兵题照》毛泽东

一

2018年8月24日清晨六点，广州增城公安分局的黑警闯入北京一处民房，直接拆除了房门，二十几名警察冲进房间。

房屋里待着的并非什么手持危险凶器的歹徒，而是几位7·27佳士建会工人的声援者，和7·27被捕工人代表唐向伟、尚杨雪。

警方随意出示了一张没有签字也没有人证的搜查令，粗暴地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没收了一切电脑、手机、硬盘、书籍……在现场就立刻开始技术破解。一位同志扑上去阻拦，被死死按在地上。

很快，几名同志全部来到大厅集合。

为首黑警审视四周，最后，他走到一个短发女生面前，充满挑衅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女生甩头便答：“哼，我叫什么名字，你自己去查！”

二

我第一次见到佳悦学姐，她便留着一头利落的短发。

彼时，她骑着一辆黑色的山地自行车，飞驰在燕园的林荫大道上。

北大燕园虽在名义上被称作“文化底蕴浓厚”、“学术净土”，但为名绞尽脑汁、为利蝇营狗苟，才是这里最普遍的生态环境。这里的人群每天忙碌奔走，为着个人的飞黄腾达，耗尽自己的聪明才智。

佳悦姐也同样一刻不停地奔忙，但她不是走向花天酒地的聚会、不是走向某个高端的国际论坛，而是走到校园的地下室，去给在那里生活的校工，带去治风湿、治关节痛的药，也带去一屋子的欢声笑语。

多年以来，我一直认为顾佳悦只是我的学姐，但是，当2017年广州读书会事件，她被警方网上追逃，如今又在8月24日被广州警方暴力带走之后，我却不能再这样想了。

她绝不单单只是我的学姐，她是为了所有劳动者、为了劳苦大众奉献一切的青年。

“弃医从文不为文豪，只为更好地救人！”

2016年7月，只要在北大老老实实再上三年学，就可以拿到临床医学博士学位的佳悦终止了学业。

曾经在北京市高考中名列前茅的几位同学，她是唯一一名选择北大医学部临床医学专业的。与她名次相近的同学们，几乎全都填报了“经济”、“管理”类的专业。

“立志学医，我就是为了救死扶伤，从不后悔。但是直到见过凌晨的医院走廊，我才知道一把手术刀，救不了整个地狱。”

一个母亲的三胞胎全部患病，倾家荡产却也只能救活一个；一个建筑工人的大腿被钢筋穿透，担心自己成为家人的负担，宁可求死也不同意截肢……夫妻离散、兄弟反目，工薪家庭的小确幸在重病面前不堪一击，医药费无着的伤者只能躺在病床上默默流泪……

那时，电影《我不是药神》还没有上映，但是这个年轻的医学生早已看清：世界上只有一种“病”，是“穷病”。

学医之路带来的无力感并没有让佳悦沉沦，她毅然放下了手中解剖小白鼠的手术刀，要去找一把能解剖中国社会的手术刀，专治“穷病”。

后来，她在马克思主义当中找到了。

“我和同样在思考社会，关注底层的一群人汇合在北大，我最终找到了解释世界的钥匙、改造世界的武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看到赤脚医生的微笑，看到城市老爷卫生部轰然倒塌；我看到妇女顶起了半边天，看到翻身农奴沐浴高原春光；我看到人民群众终于站起来，看到他们当家做主的伟岸身影。”

佳悦姐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掌握得很好，对其中性别压迫与妇女解放的部分则有着更加深刻的研究。千辛万苦获得解放、顶得半边天的中国妇女，近40年来又不断被倡导“回归家庭”，相夫教子的论调又重返乡野之间。每每提及女性要受到资本与家庭的双重压迫，佳悦姐总是无比痛心。

但是，佳悦姐常说，要帮助女性，尤其是底层女性获得真正的平等与解放，绝不是要增加少数女性成为上流精英的机会。女性争取性别平等，一定要与劳动者争取自由和平等结合起来！

清晨的未名湖，我们相约来到湖边，阅读马克思的大部头；傍晚的五四操场，我们一块跑步锻炼，讨论新闻热点、历史哲学。等到后勤工友下班了，佳悦姐又带着我们许多伙伴走到校园的地下室，给劳累了一天的大姐捏捏肩、捶捶背。

那个傍晚，在讨论的过程中，佳悦姐突然问道：“你们有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才选择信仰它吗？”

我们突然迟疑了一下，“感觉这好像没有什么不对呀。”

佳悦姐微笑着说：“真的是这样吗？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而相信它，而是因为看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马克思主义可以让劳动人民从苦难当中解放出来。这应该是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由。”

有一天，学校一位搞清洁的大姐被校外的手机店骗了，买到了残次品，佳悦姐带着我一块，和大姐一起去找手机店老板理论。

手机店老板死不认账，摆出一副很凶的样子，以为他耍一耍流氓习气，我们就会怕了他。

没成想，他的嗓门大，佳悦姐比他的嗓门更大，骂得他满脸通红说不出话；他恼羞成怒，摆出要打人的姿势，佳悦姐也一点都不慌张，反而是走到店门口，大声质问：“你这个黑店，赚学生的钱，还要打学生不成?你打呀，有本事，你就打呀！”

店门口很快聚集了许多围观群众，店里顾客都跑了，也没有人敢进来买东西了，老板一下子就怂了，赶忙把钱退给了大姐。

大姐没想到，这钱居然一分没少，全要回来了。她紧紧握着我们的手，激动地说，“毛主席那个时代的青年，又回来啦！”她的眼睛里，噙着泪花。

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佳悦姐常常提醒我们的话，我们学习哲学、探讨理论，从来就不是为了解释世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改造世界的武器，我们要用它来为劳动者解决实际问题，要让劳动者的生活有保障、有尊严，不再受人欺压！

三

2018年1月，没想到，我再次见到佳悦姐，竟然是在新闻里。我在网上看到了消息，才知道她竟然因为参加了广工大一个读书会，被广州警方网上追逃！

我知道她毕业以后，一定会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学习、探讨马克思主义的；至于带着校工大姐跳广场舞，这更是我所熟知的佳悦姐！佳悦姐就是这样，她不论走到哪里，都能马上和工友们打成一片！。

但是，没想到广州黑警竟然下劣凶残到这种地步，他们竟然不允许人们自由探讨马克思主义，也不允许他们服务工友，与佳悦姐志同道合的朋友徐忠良、郑永明、杨少强，也未能幸免！

在她最危难的时候，是工农群众解救了她。

许多曾认识佳悦姐的工友自愿组织成声援小队，在他们所有老乡群、家人群里转发佳悦姐的消息；有的工友带领大家一块写春联，号召网友和三位青年一块过春节；还有工友愿意出面拍一段视频，发在网上，告诉大家佳悦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就这样，严密的网络封锁在万众一心的攻势下丧失了任何作用，广州番禺警方的微博下面几乎全部被网友的骂声填满，他们悄悄撤销了对佳悦姐还有徐忠良的追逃。 11·15广州读书会事件让许多同学都开始重新了解马克思主义，也第一次听说了“左翼青年”。

随后，便有很多人担心：“这些孩子会被吓到吧？” “好不容易无罪了，以后就快安安稳稳过日子吧。”

然而今日即证明，佳悦姐是没有、也永远不会向黑恶势力妥协的。正如她站在黑店老板面前，也不曾想过妥协一样。

哪怕理想的践行，要以付出自由为代价，但她已经下定决心，“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青年人追求理想的权利，燃尽青春，在所不惜！”

紧接着，佳悦姐恢复无罪之身仅7个多月，就因正义声援佳士建会工友被带走了！

带走她的却不是深圳警方，而是本没有直接关系的广州增城公安分局。

我万万没有想到，各地的黑警居然还能以这种方法串通起来，公然对曾经的对手进行打击报复，这是一个怎样肮脏、卑鄙的团体啊！

然而听闻，佳悦姐在被广州警方带走的时候，是丝毫没有慌乱、恐惧的。

一名黑警问她：“你们清楚你们做的，是什么事情吗？”

佳悦姐仰起头，缓缓答道：“我做的事情，我十分清楚。反倒是你们不太清楚。你们与人民为敌，是会遭到唾骂的！”

我没有亲眼见到佳悦姐被捕的情形，但我可以想象得到她坚定的神情，广东声援团里面其他的女生在暴力清场时，一定也是这样的勇敢、对敌人的暴力充满蔑视。

当这些柔弱的女生从容地转辗于国家卫士们的暴力与恐吓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种久违的伟大啊！燕子岭派出所殴打工人的伟绩，广东特警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些手无寸铁的青年抹杀了。

四

佳悦姐与其他同学、工友的被捕，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是无谓的牺牲；在另外一些人看来，是幼稚的挣扎。鲁迅先生曾说，“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在我看来，此次佳士工友的建会斗争，是工友们的一小步，也是正义学子的一小步，但却是全中国劳动人民的一大步！

佳悦姐、徐忠良、郑永明、杨少强与声援团全部工友和同学让我们看到了，勇于牺牲、勇于斗争、追求平等、不畏强权……这些优秀品质虽然在40年里被主流所唾弃，但今日，仍然在左翼青年的身上绽放光芒，历久弥坚！

佳悦姐至今已被带走十余天了，杳无音讯；近期又听闻，佳士被捕工人代表刘鹏华，以及声援工友李展竟然要被正式逮捕，即将面临审判！一个毫无道理、胡编乱造、生搬硬套的罪名，是同学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坚决抵制这场非法、非正义的审判！

广东的黑恶势力，你们一天不放人，我们就战斗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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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佳悦及7·27,8·24中所有被捕工友、同学
昔日故园，上下求索。
矢志工农，得失无憾。
饕餮之徒，黑白颠倒。
狼窝虎穴，生死攸关。
振臂一呼，进退与共。
山河重整，天地剖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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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刮了一夜的风。

梦雨几乎又是彻夜未眠。

“如果这次再逃不出去，工友们没有人声援，就要被审判了呀。”

梦雨越想越急，越想越气。上一次“逃跑”的时候，眼看着就要成功了！谁能想到，在后面穷追不舍的父亲竟然会喊“抢劫！”，路人一下子就把她拦住了。

“工友们没有时间了，我绝对不能就在这里等着他们坐牢。这个地方，我只要还活一天，就要‘逃跑’一天！明天，我不能再只靠自己跑了，我要找车，对，我要马上坐上车……” 第二天，梦雨好说歹说，终于给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出门逛街的机会。

她特意走到一个特别繁华的区域，装作在仔细挑选商品的样子，沈国强也渐渐放松了警惕。这时，梦雨发现了距离自己20米的地方，有自己要找的东西：那有一排等待拉客的摩的！ 此时，沈国强好像被路边的什么东西吸引住了。就是现在！

趁父亲距离自己还有一段距离，梦雨撒开腿就冲那一排摩的跑过去，沈国强还没有反应过来，梦雨已经坐上车了！

“师傅，快！快走！”

车开走了！

几秒钟时间，仿佛比一生都漫长。

梦雨紧紧盯着车后方，沈国强果然追了过来，但车已经开远了，沈国强跑了几步，自知无用，便停了下来。

梦雨简直抑制不住自己剧烈跳动的心脏。“难道，我真的可以从这里逃脱了吗！”

可是，她现在还不能放松。

她太了解自己的父亲了。

一个对国保言听计从、为了完成国保交待的任务不惜伤害自己女儿的父亲，什么都能干得出来。

她远远地看到沈国强拿起了电话。

路上，梦雨紧张的心情稍微放松了一下，渐渐和摩的师傅聊起天来。摩的师傅人很好，他给梦雨讲了自己以前打工的经历、还有开上摩的以后被扣车、罚款的辛酸往事。当他听说梦雨是为了帮助工人维权才需要‘逃跑’的，感动不已，便开始为梦雨的路线出谋划策。 本来，梦雨是想打车去嘉禾县的，但摩的师傅告诉她，去嘉禾县只能走大路，走大路容易被查，不能去。

后来，梦雨想去蓝山县避一避，师傅说，蓝山县太近了，那里的黑车司机早就被交警部门嘱咐好了。如果知道是你去坐车，他们马上就会告诉警察的。

最后，两个人一合计，决定要去郴州市临武县。说跑就跑，摩的师傅载着她，一路飞奔。路上偶尔看见巡逻的警车，师傅就把车往树荫里面开，以免他们看到梦雨。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奔波，终于到了目的地！要是想跑得再远，必须要打车了。

和摩的师傅道谢以后，梦雨在小镇里用仅有的几百元钱换了一身衣服，免得太容易被认出来。

很快，梦雨打到了一辆黑车，她再次出发了！

她真希望，车的速度能快一点，再快一点，走得越远越好。她已经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要回到那个鬼地方了！

惊心动魄的旅程还远没有结束。梦雨一直小心地看着后面，会不会突然有车追上来。每次一有车突然跟上来，她的心就要提到嗓子眼。等到那辆车又超过她开远了，她的心才稍微放下。

10分钟过去了。

15分钟过去了。

30分钟过去了！

车越开越远，这说明她成功逃脱的几率越来越大了！

“终于逃出来了！终于自由了！我终于可以和声援团的伙伴们会合了！小胡还好吗？小吴还好吗？你们大家还好吗？”

突然，车却停了下来。

前方居然有警察在路上设卡查车！

想告诉司机绕路已经来不及了。梦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名警察径直走到车前，打开车门，对她说：“沈梦雨吧？等的就是你，还跑了挺远的哈。”

梦雨的梦，碎了。

紧接着，她就被带到了临武县公安局。

县局的警察把她交给了一伙人。那伙人说，“是你父母派我们来接你的！”

梦雨强忍住心中的怒火，冷冷地说：“我没有父母！”

有人说，父母是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为gong人的事业而献身的人们常常怀有对父母的愧疚之情。但是对于深圳建会工人声援先锋沈MY来说，她在与黑警、黑厂、黑恶势力进行殊死斗争以前，早已与她的父母展开了20多年的抗争。

前几日，《梦雨被软禁在家，其父沈国强被爆出劣迹斑斑》一文在网络上引起大量关注和转发，正义的网友纷纷指责沈国强竟然纵容国保监视女儿洗澡，简直不配为人父。其实，沈国强对女儿的歧视早有根源，事实上，他歧视所有女性，女儿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沈国强曾不止一次嫌弃梦雨是个女孩，“要是个男孩就好了”常常被挂在嘴边。

梦雨曾在和沈国强的一次吵架中愤怒地斥责他，“你要是嫌我是女孩，就让你的小三小四去给你生男孩吧！”

据梦雨揭露，沈国强的感情生活用“三妻四妾”来形容并不为过。在他的眼里，女性只不过就是低人一等的“玩物”，他曾经在所工作的湖南科技学院大搞“利益交换”，在致使校内一下属怀孕，继而胎死腹中、尝试自杀之后，毫无悔过与愧疚之意，依然我行我素。也许他也认为，女儿被监视洗澡，也是一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其妻即梦雨母亲，知晓沈国强感情不忠、私生活糜烂，因此夫妻二人经常吵架，感情几乎完全破裂。但为了维系这个中产家庭所谓的“面子”，沈妻有时甚至会辅助沈国强进行“善后收尾工作”。在怀孕的女研究生索要赔偿、进行抗议的时候，沈妻曾命人殴打该研究生，并脱下她的裤子，这也是导致女生后来不堪其辱、愤而自杀的导火索之一。

可想而知，重男轻女封建思想如此严重、为人道德如此低劣的夫妻俩，在面对思想进步、追求独立的家中独女梦雨时，时常会爆发激烈矛盾。在他们心中，硕士毕业却要进入汽配厂当工人，并非有社会责任，有时代担当，而纯粹是丢人现眼、不务正业的表现。在梦雨加入深圳声援团之前，他们始终都在用“高压”手段，对付这个“不省心”、“添麻烦”的女儿。

当梦雨来到坪山加入声援团之后，其父母几次三番来到声援团大哭大闹，要挟梦雨跟他们回家。梦雨念及父女之情，一直尝试通过和他们讲道理的方式，让他们理解自己声援工友的正义行为。但夫妻二人根本无法理解，一直缠着梦雨，寸步不离，坚决不先行回家，一直非常严厉地强调有一个“叔叔”要见她。

突然有一天，夫妻俩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表示自己要离开女儿、先回家了。梦雨在给大家讲述这个消息时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但是，夫妻二人提出，走之前还想和梦雨吃一顿告别饭。梦雨并没有多想，还非常开心地陪父母外出吃饭。结果，就是在这次吃饭过程中，父亲一直提到的“叔叔”终于露面了，原来是深圳国保负责人员。随后，梦雨被三个不明身份的人捂住口鼻，捆住双手，强行拖拽上车，自此在大众面前再未公开露面。

原来，沈国强夫妻俩利用女儿对他们仅存的信任与感情，事先早已和国保布下这一顿“鸿门宴”，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被三名大汉抬起扔到车里，而无动于衷。消息一出，人们对国保、黑警绑架的行为愤怒不已，但让大家尤其心痛的是，虎毒尚且不食子，为何梦雨父母如此狠心？

在其父看来，作为“女儿”就已经是一种不孝了，做这么出格的事情，就更是丢人现眼，一定会影响到他的职位、人脉和资源。所以沈国强对待国保一贯比对待自己的女儿更加亲切、信任。

沈国强就这样非法限制女儿人身自由长达近一个月之久！国保把限制梦雨人身自由的任务交给沈国强以后，可以说是极其放心。对比监视其他声援团成员来说，省去了很多工作量。不用过多监督，其父就会尽职尽责，每天主动向当地国保部门汇报夢雨举动，一步也不让梦雨离开他的视线。

甚至梦雨一旦找机会逃跑，他便不择手段地把女儿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掌心。不惜用污蔑女儿、欺骗路人、榨取同情心的方法，让路人把女儿当成小偷抓回来。而且梦雨一旦逃跑失败，便会遭到更加严厉的看管。

《盲山》的情节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进步女青年梦雨的身上重演了！而限制她人身自由的并非人贩子，甚至并非国保、黑警，而是她的亲生父亲！此前，梦雨有时会偷偷用家人手机上网，自从9月3日逃跑失败以后，梦雨疑似被剥夺上网机会，至今已彻底和外界失联。

网上有人说，打击、限制梦雨的是黑恶势力，其父只是属于个人私德问题，不应把矛头转移到沈国强身上、干涉他们父女之间的内部矛盾。

我想请问，就因为施暴者是父亲，受害者是女儿，所以强行限制人身自由近一个月的行为，外人就不能管吗？

难道因为家庭暴力也属于“内部矛盾”，所以女性被打也不能去管吗？

有多少暴力，都已经披着“家庭内部矛盾”的外衣，让女性逃脱无望，求救无门！

难道我们至今还生活在三从四德的封建时代吗？

8月31日，梦雨在被严密监视的状态下曾艰难传出一份手稿，表达了她渴望自由、渴望与声援团会合的心愿，现在监视梦雨、剥夺梦雨人身自由已经完全是其父沈国强的个人非法行为，一切还有良知的人们都应该发出声援、阻止《盲山》悲剧在现实生活中上演！

沈国强电话：13974636600 湖南科技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电话：0731-58388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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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编者按：胡平平，一个平常而又不平凡工人，为工人追求公平正义。一位满腔热血、勇斗广州黑厂艾帕克的战士，一位意志顽强、为深圳建会工人奔波不休的同志。他来到坪山，不是“闲散人员”“寻衅滋事”，而是先进工人感同身受、打抱不平。被蚊虫叮咬难忍疼痛仍置之事外联系律师，被黑势力绑架遣返后仍突破重重阻碍回归队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而就是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先进工人，现在被刑拘在深圳第二看守所，这是什么道理？这是什么世道！深圳的黑恶势力，立即释放我们自甘平凡但为工人追求公平正义的好兄弟——胡平平！

坚忍不拔的斗士

“大家好，我叫胡平平！我的第一个‘平’，是‘平凡’的‘平’；我的第二个‘平’，是‘公平’的‘平’！” 胡平平总是这样做自我介绍的。

每次他这样讲完，底下的工友都哄堂大笑。

但后来工友们才知道，胡平平这个自我介绍不是乱讲的。

“你们看我的样子，平平无奇。我就是一个平凡的打工仔，我们打工仔不求荣华富贵，也不需要锦衣玉食，我们最想要的，只不过就是一个公平！”

对平凡的坚守、对公平的追求写在胡平平的名字里，也流淌在他的血液中。

“你们能够困住我一时，但困不住我一世；你们能够困住我的身体，但不能困住我向往公平正义的内心！我不相信，阳光永远也冲不破坪山黑暗的天！”

8月21日，在深圳惠阳的板嶂岭森林公园，胡平平刚刚从被绑架的阴影中走出来。没有时间耽搁，他马不停蹄地赶到群众面前，誓与佳士工人共同进退，誓与坪山黑恶势力战斗到底。

8月12日，胡平平恐怕此生都无法忘记这个阴森、恐怖的日子。

三个穿黑衣服的彪形大汉来到他面前，闪了一下工作证，就说要传唤胡平平。胡平平连工作证写的什么都没有看清，怎么能答应跟他们走？但紧接着，他就被按到了地上！越是挣扎，加在他身上的力量就越重。

他的脸被死死压住，与地上的石子剧烈摩擦。

很快，他被粗暴地塞进了一辆没有牌照的车里，随即被非法关押在宝山派出所，14日凌晨被强行送回江西老家。

后来，他才知道，这场恐怖绑架的制造者，竟然就来自于坪山公安分局！

人民公安不为人民除暴安良，反而干起了绑架的勾当！

但胡平平并没有被黑警吓到，也没有向黑恶势力屈服。因为他知道，自己所遭遇的，并非无妄之灾，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热心地声援了7·27佳士建会工友。对于可能会遭到的打击，他早已做好心理准备，却实在不曾想到，坪山黑警对付他的手段，竟然会卑劣到这种程度。

为了工友们能得到公平，为了解决工友们遇到的不公平，胡平平早已不是第一次勇斗黑恶势力。

胡平平原本为广州市黄埔区艾帕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一名工人，在声援佳士工人之前，他正在和艾帕克打一场艰难的官司。

高高在上的政府部门都是相似的，压榨工人的黑厂各有各的不同。

艾帕克公司拒绝为劳务派遣工缴纳住房公积金。劳务派遣工与正式工干一样的工作，却同工不同酬，各项保障更是残缺不全。

从2016年年初开始，胡平平就致力于解决这个“不公平”。

两年多的时间里，从区里到市里，从市里到区里，他们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政府办事员对待工友们的态度有很多种，冷眼、嘲讽和怠慢应有尽有，唯一缺少的就是解决问题的诚意。

胡平平经常跟工友说，“老百姓去政府办事，总是低三下四地看脸色，但其实，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他们是应该为人民服务的，不能任由他们骑在人民脖子上做老爷”。

有一次，胡平平和三个工友去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信访办公室交材料，门口接待员连大门都不让进，工友们质问他们是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不让人进？接待员恶狠狠地说他们找错了地方，连推带赶的让他们走。

胡平平说，“上次就是来这里交的材料，为什么这次就不在这里了？”接待员爱答不理，说信访办公室换地方了，要他们去一个小时车程外的其他地方。大家听信了他的话，急忙赶过去。结果，那边的接待员也不让进，说信访办公室就在他们上午去的地方。

他们又拿工人当猴耍了！胡平平非常生气，“我们这一片区的劳务派遣工长期没有缴纳公积金，他们视而不见，现在工人要求补缴，他们还推三阻四，我们更不能就这么算了！”

他们赶回上午的地方，质问接待员为什么耍他们，接待员一副“就耍你们怎么样”的表情，胡平平痛斥：“你别以为我们打工的好欺负，你拿着我们的钱不做事，和寄生虫有什么分别？”说完，他就拨打了投诉电话，接待员见状，知道自己碰上了不好惹的工人，欺软怕硬的面目马上就露了出来。

他连忙道歉，请求胡平平撤销投诉，有的工友心软了，但是胡平平并不理会他。他跟工友说：“人民公仆不为人民，欺软怕硬最可恨，他们狗眼看人低，都当我们工人好欺负，那就要给他们一个教训！”

两年时间里，胡平平和工友们不但没有被踢瘪，反而越踢气越足。2017年底，胡平平和艾帕克几百个工友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区公积金中心终于明确给出了补缴公积金的承诺！他们的胜利鼓舞了整个黄埔区的工人，掀起了黄埔区补缴公积金的高潮。

胡平平并没有就此止步。他知道，欠缴公积金只是工厂违法的冰山一角，工厂还有太多不公，只要一天不改变，工友们就会多受一天的苦。

挂在胡平平嘴边的都是工人的苦和累，这是他关心的事情，也是他立志要改变的现状。

不惧黑警的勇士

然而，这个心心念念都是工友的胡平平，却自从8·24暴力清场被带走之后，便下落不明了！

当天，作为黑警眼中的顽固分子，他被七八个黑警单独架走，不知道被带去了哪里。

从7月底开始，胡平平就一直在佳士工人声援团负责联络被捕工人家属和律师。

在狭小的出租屋内，床板上爬满臭虫，身上大大小小的包连成了一片，每天晚上都不能睡个好觉。但比起失去自由，被打骂、侮辱的佳士工友们，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给狱中的工友转入生活费，安慰焦急的家属，为被捕工友联系律师会见……小胡像一只旋转不停的陀螺，只为了狱中的工友们能早日获得清白！

但是他自己，却五次三番遭到坪山黑恶势力的故意针对和非法关押！

“和被捕的工友一样，他们试图往我身上扣境外势力的帽子，问我收了多少钱，谁给的钱。我们工人真的连‘境外势力’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帮助工友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遭到了不公平！因为我还有做人基本的正义感！可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正义感，枉顾事实，颠倒黑白，这是他们的职业习惯。”

胡平平出来打工这几年，与黑恶势力斗争已经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谁叫这个社会黑恶势力太多了呢！”

2018年1月，胡平平要求艾帕克给劳务派遣工无条件转正，艾帕克不仅不理会他们的诉求，还非法解雇胡平平和另外几个工友，这引起了工厂里其他工人的不满：

“胡平平为大家做了这么多，不能让他就这么被开掉了”，当胡平平被黑保安拦在工厂门口的时候，劳务派遣工和承包工就开始了停工抗议。

原来，他平时为工友们做的事，工友们都是知道的！都记着哩！

艾帕克并不把工人放在眼里，他们无视工人的诉求，把大家晾在一边。然而，加入的工人却越来越多，他们急了，不得不答应和工人代表谈判。

谈判桌上，厂方代表傲慢无礼，他们对工人说：“工厂愿意谈就已经是看得起你们了，你们竟然还敢谈条件！要么复工要么滚蛋！”

作为工人首席谈判代表的胡平平立刻反击：“威胁和恐吓是没有用的，没有诚意的谈判我们工人不接受！”

厂方习惯了用高压手段对付工人，但这次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团结起来的工人不再害怕他们的威胁和恐吓。两天过去了，工厂对团结一心的工人无计可施，就开始使用卑鄙的手段。

他们花钱雇来黑社会，在工厂休息室殴打工人，工人打了二十几个电话报警，警察竟然不出警！黑社会打完工人扬长离去后，警察来了，他们说接到厂方报警，有人在工厂打架斗殴，并强制带走了三个被打的工人！

天下乌鸦一般黑，艾帕克和佳士一样黑，黄埔区黑警和坪山区黑警一样黑！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几十年来，工人被老板剥削、被黑警欺辱，这样的事例随处可见，然而大部分时候，工人们都会忍气吞声！

而胡平平不愿让大家忍气吞声，他对其余的工友说：“人民警察已经变成了老板的走狗，他们不讲事实依据，给黑老板卖命，我们工人可不能任由他们欺负呀。”

当工友被殴打并被黑警抓走后，胡平平带着其他工友赶到派出所要人，他们围在派出所门外与黑警据理力争，经过十个小时的斗争，黑警终于把工友放了出来。

工友虽然救出来了，但是胡平平心里还是有一口气：工人并没有违法，为什么要被抓起来，打人的黑社会都可以不受惩罚吗？

他们写信向上级公安部门投诉，对黄埔区的黑警提起了行政诉讼。然而，他们的信石沉大海，行政诉讼被一拖再拖。

佳士黑厂对付工友的手段和艾帕克黑厂如出一辙。

7月，佳士黑厂买通黑社会殴打工人，燕子岭派出所非法关押工人，胡平平立刻就关注了这个事情。“现在黑厂和黑警欺压工人的手段都是一样的！如果工人不进行坚决的回击，就会成为逆来顺受的奴隶，永远都看不到头！”

7月28号，29名工人学生被抓的消息刚传出来，胡平平立刻来到深圳，马上就开始声援。

他在艾帕克工人声援佳士工人的宣言中这样写：佳士科技工人的遭遇不是意外，也不是特例，它是所有工人共同经历的。四十年来，不公正和不平等已经成为工人生命中的主旋律，虽然大家在不一样的工厂不一样的行业，但是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并没有什么差别！佳士工人不仅仅是在为自己而战斗，更是为所有受苦受难的工人在战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艾帕克工人与佳士工人同呼吸共命运，将与佳士工人共同战斗！

“大家好，我叫胡平平！我的第一个‘平’，是‘平凡’的‘平’；我的第二个‘平’，是‘公平’的‘平’！”

他说到了他也做到了，从声援团成立的第一天到被暴力清场，从自由之身到背负罪名，这个平平无奇的胡平平，为了心中的那个“公平”，一直都在坚守！

现在，胡平平因声援佳士工人，帮助联络家属和律师而被非法刑拘在深圳市第二看守所。我们怎能眼睁睁地看着，广东黑恶势力肆无忌惮地打击迫害我们的正义工友？让我们站出来声援所有7·27被捕佳士工友，声援余浚聪、刘鹏华、米久平、李展，我们不相信，阳光永远也冲不破广东黑暗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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