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佳悦姐，是在2014年年末的一场北大马会讲座上。讲座结束后，我和她站在教室的前排，聊了一个多小时，从分析讲座的优缺点开始，一直谈到许许多多的社会议题。那时我还是个“萌新”，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很多刻板印象；听到她平静坚定、大大方方地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此同时又发现我们的关切中有那么多相似的地方，不得不说，这给了我非常大的震动。

没过几天，佳悦姐祝我期末考试加油，给我发来了三张照片，是她和一些同学为北大后勤工友举办元旦联欢晚会时拍的。工人晚会现场在第二教学楼的地下室，彼时的二教地下还是朴素的洋灰地和水泥墙，没有变成高贵洋气却拒工友于千里之外的“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一个个吹好的彩色气球挂在裸露的管道上，一张张剪出的鲜红窗花贴在舞台背墙上，工友们或挤挤挨挨席地而坐，或站在后排踮起脚尖，或走上舞台高歌一曲，或携家带口热情鼓掌；露出牙齿笑出来的高兴劲儿，隔着屏幕都能喷射出来。

这后来，每每摞好餐盘，向食堂师傅道谢时，每每起个大早，和卫生阿姨问好时，我都会默默想，我们共同生活，彼此需要。而这种彼此需要，应该是一种把人当人看的关系。佳悦姐和北大的工友们就是这样的关系——多么正常，又极为罕见；在辛劳与重压下，在他人的冷漠与不解中，这样紧密的纽带与真切的笑容，都来得那么艰难与珍贵。

那时，我依然尚未认为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愈发愿意与这位“马克思主义”师姐交流。一次，我跟她吐槽Gmail被封锁的事情，“完全阻断通路”，“境内访问量几乎为零”。她就跟我讲了自己小时候在澳大利亚旅行的见闻，那边人甚至会以为中国连电视机都没有；还讲了CNN播放的北京奥运会宣传片，里面的中国还是80年代的样子。她说，“言论的管控不是某一国家的特产，要看到其中的同质性，只不过侧重点不同。”以前我关注言论自由与信息管制问题，更多是从民主宪政出发，幼稚地以为只要改变了这一部分制度，中国就能真正实现言论自由；而佳悦姐通过这些故事，引导我开始思考言论自由的阶级维度。

除此之外，佳悦姐在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交叉议题上也都有独到深刻的见解。有一阵，伦敦马拉松选手琪兰.甘地成为了新闻，她为了在经期更好地比赛，令经血恣意流出；有人认为藏住经血是基本礼貌，因为经血是肮脏的。佳悦姐写了这样的评论，对女性身体污名化进行剖析：“经血弄脏东西是因为它是血液，或者说红色的东西，而不是因为是‘女人的经血’而有特殊的不洁的意义。换言之，经血包好的意义应该和鼻血包好的意义相同，而不带偏见。”平时在朋友圈里，她除了分享自己的医学专业知识科普，也会分享很多关于劳工与性别平权的文章。“女生节”甚嚣尘上时，她揭穿这一节日背后的消费主义与物化女性倾向，把三八妇女节的平权意涵重新拉到台前；性别歧视小品登上春晚时，她和朋友们一道，提醒大家“不能只从男权-女权的叙事结构去批判”，而要看到这是“权男对剩余大多数公民的文艺暴力”。

再后来，佳悦姐毕业了，我们也没再见过面。不过，她在朋友圈中默默关注着我交换学年的生活，或许也知道了我的思想在慢慢变化。交换学校的“政治社会学”课程要求做期中论文，我决定要以“马克思主义刻板印象”为题目。她认真读完了我拟的调查问卷初稿，帮我增补问卷表述，“可以加一个马克思主义与女性解放的”，以及可以按照列宁的分法，加上“马哲、科社和政经相关的”……在佳悦姐的帮助下，我的调查问卷变得更加有血有肉了，还有外国同学跑来和我说，填问卷很有收获。

和佳悦姐最后一次私聊，是在2017年暑假。她主动问起我交换回国后的近况，说工作后的自己还好，“比上学的时候忙呢”。她给我推来“深约一丈”和“未名之音”这两个北大校内自媒体的名片，觉得“挺有意思”，问我知不知道它们分别是哪个同学做的。我给她发了自己跟两位主页君互动的截图，告诉她“目前还没猜出来”，但深约一丈的主页君肯定在我朋友圈里，而未名之音的主页君关注了我的公众号，转载过其中的文章。她发来个呲牙的笑脸：“看来现在关注身边事的同学越来越多了。”

原来毕业多年，佳悦姐也一直关心北大的事情，为学弟学妹们的热心而开心。

当我看到“顾佳悦”和“网上追逃”这几个斗大的黑字时，我人在地铁上，猛地一颤，差点失去平衡。再读到她就像被“呼啸的警车、刺耳的警笛和手持通缉令的密探追捕”，“东躲西藏、找不到一处存身之地”，我内心撕裂般疼痛。

霎时间，关于佳悦姐的回忆全部涌上来；我不住地在脑海里回放和她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她在讲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时，话语中的平静与坚定。从这样的平静与坚定中，我能感到，她有这样的精神，做出重大选择也不会太犹豫，认准了正确的事情再困难也会走下去。

所以当我得知她不惜放弃父母与主流社会所期望的职业选择，先是放弃临床医学博士，又因“看过工伤后再也接不上的断指，头发卷入生产线扯下的头皮”而断然拒绝医疗保险公司的优厚工作，选择教育行业时，我一点都不意外，只有深深的钦佩。

然而，真的不会犹豫吗？

佳悦姐和我一样，并非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宽裕。她的少年也和我的一样，拿着北京户口，住在北京的房子里，在北京的重点高中上学。我再清楚不过，这样的成长中有多少种安适下来的可能，有多少种安于浮泛的同情，而不去真真正正和工友们站在一起的可能。

更何况，还有父母毫无保留的爱。

静夜里，我和朋友一起走过三角地；朋友也是这般平静与坚定的人。我对他感慨道：你说佳悦姐在他们父母眼里，会不会反而是“自私”的人，因为让他们担惊受怕？

他说，也许是吧，事已至此，对父母的愧疚肯定是有的。

我想起一本讲民主运动的书上说，极权体制会用你心里最美好的东西来控制你，其中就包括对家人的爱与愧疚。

“但，矛盾至此，还是要为了更多的人。”

得承认，我关注佳悦姐等同志们的事情时，也总是带着自己的选择与困惑，犹豫与矛盾。比如说职业选择，家人想让我进体制内工作，而我明明知道工作中需要宣传的政策和我真正所想是相当矛盾的，“白天上班宣传相关政策，晚上下班倒心疼起被它坑的工人农民来”，还是想着先去考试再说，申请之外多一个选项，实在不行就当积攒阅历。

从佳悦姐他们身上，我终于又看到了自己皮袍下的小，也终于看到了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还有在成为那样的人之后所将面临的命运。

然而，这样的命运本不应发生，更不应重演。

佳悦姐，我想你；

我们盼你和同志们早日摆脱罪名，快快团聚，重回工友们与同学们身边。

一路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与你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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